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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鈞上朝的次數愈來愈少，并且最近兩年隨著群臣舊事重提請求建儲，他干脆連面見朝廷其他大臣的次數都愈發的少了，只通過奏折和召見內閣大學士處理政事。如此，就越發突出了內閣的重要性，無論是對于皇上還是對于朝廷大臣。

只是，這樣一來，作為唯一有特權能夠經常見到皇上的人，幾位內閣大學士——尤其是首輔和次輔所面臨的壓力都陡然增大！咱們見不到皇上，但想見你首輔和次輔還是很容易的，這已經成了幾乎所有見不到皇上的朝廷大臣的共同想法。

于是，想見皇上的人、想讓內閣大學士規勸皇上的人、特別是那些因為這幾年皇上沒有兌現“諾言”而急于讓皇上立儲的諸多言官和大臣，全都每天涌進到內閣中，給內閣大學士施壓，特別是給首輔和次輔施壓。

此外，士林言論也越來越對內閣不利，現在幾乎有這樣一種說法，說皇上之所以這樣，全是被內閣給“寵”出來的，在這件事上內閣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沒有及時規勸皇上，是嚴重失職！其中，又以首輔申時行和次輔許國受到的士林輿論壓力最大！

雖然以申時行為首的內閣大學士們積極奔走，幾乎每次見到朱翊鈞都要在他面前提一次建儲的事情，但在外臣眼中，內閣閣臣依然是無所作為——為什么皇上幾乎不再上早朝？為什么皇上很少接見外臣？最重要的是為什么皇上還不兌現“諾言”立皇長子為儲君？

另外，誰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仿佛就像是憑空出現般，最近兩年朝廷形成了這樣一個頗為詭異的標準：辨別一個朝廷大臣是忠還是奸，不再是以往的傳統辨別方法，而是看他是否支持并擁立皇長子為太子！即便是顯得有點詭異，但它卻得到了朝廷大臣們的默認！

就在這種情況下，閣臣們終于開始頂受不住壓力。

萬歷十九年六月，以母親患病為由，王錫爵請假探視，滯留不歸，留下申時行、許國、王家屏三人在內閣繼續“受罪”。

萬歷十九年九月，距離王錫爵歸省才過了僅僅三個月，首輔申時行最終承受不住壓力，致仕歸家，他也決定不“玩”了。

同月，還沒等申時行致仕的消息徹底傳開，知道此時的首輔有多難當的次輔許國，早就沒了做首輔的心思，緊隨著申時行的腳步，也致仕了！

經過廷推，“倒霉”的趙志皋和張位在申時行和許國離開內閣的當月成為內閣大學士。

如此一來，申時行、許國致仕，王錫爵歸省滯留不歸，原來的四位閣臣中排名最末的王家屏反而一躍成為了內閣首輔。

等真正坐到內閣首輔這個位置上，王家屏才切實的體會到了申時行的不易，這簡直比放在火爐上烤更令人揪心！他為人極為正直，行止端莊，不貪權武斷，說話做事不像申時行那么委婉，這就注定了他在這個位置上必定不會與朱翊鈞太合拍，尤其是在國本的問題上！

萬歷二十年，朱常洛已經十一歲了，在宮中也被“禁錮”了六年，雖然也使盡各種手段，甚至創造性的開創并用盡方法讓朝臣們不知不覺中接受了那個——以支持并擁立皇長子為太子來辨別忠奸的方法，可惜不要說成為太子了，至今卻還沒有被朱翊鈞放出去讀書。

于是，朱常洛又想了個辦法，放出風去，讓朝臣們疑慮，如此下去，即便是皇長子最終能成為儲君，將來也可能成為一個愚昧無知的君主，怎樣主持國家大事呢？同時也讓群臣對朱翊鈞的用心產生懷疑。

朱常洛的方法初步奏效，以李獻可為代表，不少人聯合向朱翊鈞接連上疏，懇請讓皇長子出閣讀書。不過，強硬的朱翊鈞以“違旨誨君”的罪名，將李獻可降職外調，其余伙同者奪俸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