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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兵制

中國宋朝(96o～1279)重建統一的封建政權，南方經濟展較快，北和西北地區民族/矛盾轉趨激烈。建立統一的封建政權后，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軍事制度生巨大變化。北宋時期皇帝直接掌握軍隊的建置、調動和指揮大權。其下軍權由三個機構分任。樞密院為最高軍事領導機關，掌軍權及軍令，三衙，即殿前司、侍衛馬軍司和侍衛步軍司，為中央最高指揮機關，分別統領禁軍和湘軍；率臣，為禁軍出征或鎮戍是臨時委任的將帥，統領地分屬三衙的禁軍，事畢皆撤銷。

兵符出于樞密，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樞密院有調兵之權，卻不掌管軍隊；三衙掌管軍隊，卻無調兵之權；遇有戰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領兵出征，從而實現了“兵之權”與“握兵之重”的分離。這種體制對于消除中唐以來綿延2oo多年藩鎮割據的局面，確實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平定各地割據政權的過程中，各小**隊中的精兵被收編入禁軍，編入殿前司1127年后，金兵繼續南下，宋政權偏安江左。北宋和南宋的軍事制度有許多不同之處，但總的是吸取晚唐、五代軍閥割據的教訓，皇帝加強集權，削弱大將兵權，以文臣御武事；集中大量財力、物力，供養大批招募來的軍隊，募兵制始終居于極其重要的地位。

兵力的配置上，宋朝軍制遵循“強干弱枝，內外相維”的原則。禁軍中最精銳的殿前軍駐守在京城，侍衛親軍駐扎在各地。京城的人馬最為精強，各方鎮知道兵力不敵，不敢造反。這就是“強干弱枝”如果京城有變，在各地駐扎的禁軍聯合地方的兵力，也足夠對付變亂。這樣就“內外相制，無輕重之患”這就是“內外相維”北宋軍隊由禁兵、廂兵、鄉兵和蕃兵組成，以禁兵為主體構成一種中央軍和地方軍、正規軍和非正規軍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

衙在北宋享有相當可觀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5](續集卷44)是當時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識，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蔭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6](卷8)神宗亦批曰：“殿前、馬、步軍三帥，朝廷待遇，禮繼二府，事體至重。”[7](卷274)所謂“待之也亦不輕”、“事體至重”除三衙為北宋“武臣極任”地位居武將之外，具體說來還大致有以下各種名目：

俸祿優厚

武臣俸祿之厚本屬北宋俸祿制度的特點，如時人張演有云：“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5](后集卷21)三衙作為“武臣極任”當然更為突出，像仁宗朝御史中丞賈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幸子弟”垂涎三衙職位的原因時就說：“其志不過利轉遷之，俸賜之厚耳。”[7](卷138)事實也就是如此。

恩蔭妻子

恩蔭，又稱“任子”、“門蔭”、“世賞”是指朝廷根據官員職、階高低而授給其子孫或親屬以官銜或差遣的制度。北宋恩蔭之濫是空前的，僅名目就分為郊祀、圣節(皇帝生日)、官員致仕、官員申報遺表和臨時性恩典五大類。從真宗朝開始，北宋恩蔭制度趨向固定化，規定：文官自侍御史知雜事以上，每年蔭補一人；從帶職員外郎以上，每三年蔭補一人；武臣從橫行以上，每年蔭補一人；自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蔭補一人[8](p64o)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還有所謂“初除管軍恩例”以位至節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揮使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9](卷中)二是補親子或孫一人為閤職。如神宗元豐元年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賈裕為閤門祗候“先是，賈逵以經畫鄜”延邊事得子祐閤門祗候，后除殿前副都指揮使，以例乞除裕閤職，詔止遷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與閤職，以遣逵經畫邊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帥恩例，可依所奏。’”[4](職官三二之五)又如高宗紹興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樞密院言郭仲荀乞初除官軍恩例，吏部擬申當得閤職”閤職，乃當時易于升遷的美職，時人至有所謂“寵在閤職”之說。故宋高宗在批準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后，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4](職官三二之九)的慨嘆。三衙其他管軍的恩例要略低于殿前都、副指揮使，但亦相當優厚，故真宗朝馮守信為三衙“其弟嘗欲上其子為守信子，以取高蔭”[7](卷95)此外，因職在親近，三衙還有時常于皇帝面前請求親屬恩澤的便利條件，仁宗時不得不下詔，要求“官軍臣僚非乾元節及大禮，不得非次陳乞親屬恩澤”[7](卷136)

上殿奏事

仁宗朝規定：“詔殿前、馬、步軍，今后所奏本司公事，除系常程依舊例轉奏外，如有非泛擘劃，急公事，在后殿祗應，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別陳利見，即關報閤門，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7](卷156)。

回朝賜宴

自真宗朝開始，三衙回朝朝見皇帝例得賜宴，據長編卷84記載：“鎮定路都部署、步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王能來朝。故事，節帥陛見必賜宴，掌兵者則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馬軍帥曹璨等皆當侍立，品秩非便。乃詔璨等悉與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為例。”

揖見宰相

北宋宰相位高權重，儀制煊赫，三衙見宰相，須執禮甚恭，文獻通考卷58職官十二引沈括筆談曰：“三衙內中見宰執，皆橫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階下唱喏；宰相出，立階揖之。外遇從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禮久廢，惟內中橫杖之禮，至今不廢。”但宰相也要以禮相還，如仁宗朝王曾為相“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楊崇勛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勛穿泥鞹直登階，曾頷之，不以常禮延坐”[7](卷1o3)楊崇勛雖不得預坐，但從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禮”即通常情況下宰相是要給三衙設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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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兵制

中國明朝(1368～1644)改革元朝軍事制度，創立了獨具特色的衛所制：皇帝獨攬軍事大權，全國要地設立衛所，軍丁世代相繼，給養仰賴屯田。此制在維護明朝君主**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中揮了巨大的作用。

軍隊的統轄與衛所制

朱元璋統一全國后，采納劉基建議，立軍衛法，在全國建立衛所，控扼要害。中央設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o)改為五軍（即中、左、右、前、后軍）都督府，為最高軍事機關，掌管全國衛所軍籍。征討、鎮戍、訓練等則聽命于兵部。遇有戰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調軍，任命領兵官，給印信，率領從衛所調的軍隊出征。戰爭結束，領兵官繳印于朝，官軍各回衛所。這種統軍權與調軍權分離和將不專軍、軍不私將的制度，旨在保證皇帝對全**隊的控制。在地方，設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置指揮使，為地方統兵長官。都司之下，在沖要地區的府(含直轄州)、縣（州）置衛或設所。一般衛由衛指揮使率領，轄5個千戶所，共56oo人；千戶所由千戶率領，轄1o個百戶所，共112o人，百戶所由百戶帶領，轄2個總旗，共112人；總旗轄5個小旗，共5o人；小旗1o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全國都司、衛所，共設都司17個、行都司3個、留守司1個、內外衛329個、守御千戶所65個。兵額最多時達27o余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