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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直以來最多的是什么？是人！最缺的是什么？還是人！不過是受教育的人才！

雖然羅杰可以從現代得到各種幫助，但是未來終歸還是要靠這里的人才來建設的，各種研究需要人才，商業需要人才，教育需要人才，操縱軍艦、戰機、坦克、火炮也需要受過教育的人才！不辦教育，他就算是把現代的工廠全搬過來也沒人開啊！

不過，一想到這里，羅杰就頭疼開了——分身乏力啊！

“不能這么干啊，真是不能這么干啊！我就一個人而已，再這么事必躬親的玩下去，恐怕非得過勞死不行啊！”羅杰嘆了口氣，建保安團，辦教育，哪一個都能讓他忙得腳不沾地，“不行！必須要多撈點人才回來幫幫忙了！”

“羅大哥這里缺人手么？”

羅杰扭頭一看，不知道什么時候曹云琪已經站到了自己身后，于是笑了笑說道：“是啊，我剛剛回國，又是一個孤兒，家里根本就沒什么人幫襯，所以人手缺的緊，有些事情倒還能靠著張家村的人幫襯一二，但是那些有文化有本事的管理人才可就捉襟見肘了。”

“那樣的話可以問我爹要啊。”曹云琪說道，“我明天就去給我爹拍個電報，讓他趕緊送幾個掌柜過來幫忙，不過話說羅大哥到底需要那些人干什么啊？”

“很多事情啊，比如說幫我管工廠，幫我滿世界的跑腿辦事之類的。”因為和曹家人認識也沒有多久，羅杰倒是真忘了把主意打到他這個便宜老丈人身上，如今有了曹云琪這么一提，他倒是想通了。

自家老丈人可是糧行開遍長江以南的大糧商，手底下的人才多得是，不找他借找誰借？不過，對于那些思想觀念比較陳舊的現任掌柜羅杰卻是不怎么感冒，畢竟他是要用現代的管理方式來管理自家工廠的。

“對了，云琪，你要人的時候就要一些準備培養成掌柜的學徒就好了，現任的那些掌柜之類的就不要來了吧。”

“怎么？羅哥擔心影響爹的聲音？沒關系的啦。”

“好啦好啦，我是不愿意自家工廠里見到一堆堆的老古董，你知道我是從美國回來的，管理工廠的方式也是美國式的，用那些個老人不方便。”

“行啊，都聽羅大哥的。”

有了曹家的支援，羅杰的人手應該寬裕了不少，但是如果想要辦教育的話，恐怕曹家能幫的忙就有限了。

“看來還是得去會一會那鄧指揮了。”

……………………

以下為三十年代民國教師的實際生活水準，那時候好歹還是名義上統一了，想來至少比二十年代大混戰時期好些吧，但依然慘不忍睹，教書育人的教師連肚子都填不飽還談什么培養下一代。內容參考自論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小學教師的薪水及其生活狀況》等。

據張鐘元30年代初的調查，合城鄉男女教師的俸金混合計算，全國小學教師平均年俸為195元，平均每月為元。而每一教師每年用于自身的費用為122元，擔負家庭的費用為元(自己生活費除外)。由此可以推算出每一教師合家庭費用和自身所需每年共計元，一年之內虧空的數目競高達85元。

北平協和醫院教授曾對30年代初中國五口之家的貧農所需的最低生活費做過估算：食料150元，住宅5元，燈火5元，醫藥交際娛樂教育雜用7元，共計187元。按此項貧農用費和每一教師年俸所入相比較，相差僅為8元。但食料一項系read教授就各類蔬菜(以蘿卜白菜為主)以及油鹽醬茶計算，魚肉雞蛋等并未計及，其熱量雖可能達到標準，但營養成分顯然不足。此外住宅燈火醫藥交際娛樂教育以及衣服等項，因所處環境的不同，鄉村貧農所費數目，在一般教師，尤其是城市教師，即為同樣質料，價格也應當相對高些。所以中國小學教師即使過與貧農相似的生活，其所入也當不敷所出。

這一事實可進一步從1934年7月張鐘元對438名小學教師家庭經濟狀況所做的調查中得到證實。這438名教師分布在浙江、江蘇、安徽、山東、福建、河北、河南、廣東等8省的80個縣。調查顯示，438名教師中家庭經濟盈虧人數比例分別為：盈余者54人虧空者220人大致相抵者164人名教師每年的盈余數額從20一350元不等．以20一50元居多次為50一100元元者僅有1人余；盈余中數為元。220名虧空教師每年的虧欠數額從10—550元不等，以10一150元居多，共有163人虧欠數額在500—550元的有6人虧欠中數為元。該調查還清楚地說明了平均每一教師生活費的分配情況：飲食占服裝占17％余，交際占娛樂占7．51％，其他費用占9．45％，而書籍費僅占8．23％。理論上教師應該多多購置書籍，備為自修研究之用，但低微的薪俸，顯然使得教師力不從心。這種生活費之分配方式只是表明，一方面小學教師薪水之低微，而不得不將幾乎一半的錢用于飲食(營養成分另當別論)；另一方面“衣服”及“交際”費用的相對較高，又流露出小學教師之難言之隱。當時輿論認為，小學教師作為一知識分子，論其身份，儼然一上等人物，雖“甕中米常空，門不離索債人”，還得裝出上等人物的模樣，惟恐失其“為人師表”的身份。

1930年4月14日《時報》載：“(蘇州)市立小學教師費，積欠已久，市小學教員，大半無米為炊．仰屋興嗟。市立胥江小學教員單鼎襄、孫信良等，以生活維持無方，學童課業，又不能任其中輟，故決定于每日課后，習拉人力車，以維生活。”1930年4月，江都小學教師亦因索欠而停課，其停課聲明稱：“……計至現在為止，除舊欠五個月不計外，新欠又達三個月以上。同人等服務教育，受俸本微，處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感生活竭蹶之苦，近復從公數月，不獲一錢，個人不得一飽，遑論仰事俯畜之資。同人等受苦之深，已達極點，……自即日起，一律停止工作，專事索欠，及力謀以后生活之安定，圖窮匕見，事非偶然，生計所關，情非得已……總之，同人等此次停止工作，實受生計壓迫所致，迥與無理取鬧者不同……”

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主辦的《東南日報》曾報道：“長興的小學教師，苦得竟比災民都不如；因為這學期只發得22年度3月份一個月的補助費，總計共欠9個月。……所有區款，又因廢除苛雜，已廢光了!所以經費來源已告斷絕。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小學教員，除中途停閉打鋪蓋滾蛋外，其余都是靠當當頭吃山芋、燒餅等度日……但是這倒還不算什么，最可憐的，是某校某教師，因為當局不發款，一家老小維持不下，竟將他十四歲的妹子(現已五年級了)以八十元的代價，賣給漁船里做小媳婦，雖經我們流淚的相勸，但到底終為生活所迫，勸不回來!”

《東南日報》就此曾刊登數則教員來稿，有一署名“苦教員”者寫信訴苦說：“我們長興小學教師的待遇向來就很微薄，(普通每月20元左右)自從前年(1933年)打了一個9折，就覺得不敷應用了，到了去年，又是打了一個八折，九折后再打八折，一共不是成了七二折嗎?假定是20元一月的收入，豈不是只剩14元4角了嗎?扣去了6元的膳資，余下的8元4角，叫我們怎樣的支配呢?!可是教育當局，不顧我們的死活，一扣再扣，扣了又欠，欠到現在已經有10個月了，(去年6月下半月起至今年4月15日止)難道我們做小學教師的，飯都不要吃的嗎?衣都不要穿得嗎?我們的家庭，也隨著我們餓死嗎?欠了人家的錢可以不還嗎?將來的衣食，向那里去賒欠呢?”

1934年9月29日《東南日報》又有報道稱：“說到他們(指小學教師)的代價呢，實在可憐得很，最多不過十五六元，少則四五元，較之現錢交易的黃包車夫，不及多多，一連欠了四個月的薪，家庭中的老和小，暫且不去顧他，就是個人生活，也難維持。因之在初欠薪的時候，向人告貸；繼則挾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向長生庫里跑；近來可愈棄愈糟糕了，日復一日的欠下去，弄得來借已無門，當亦無衣，一日三餐，將到了沒有著落的日子，一切的寒衣，還安居在高墻頭里，學校辦公室的教員，好似監獄署里囚人，大家只有相對而泣。改業嗎，人浮于事，不敢輕易嘗試，苦干嗎?!只有餓死一條路。唉!這是余杭的神圣教育，這是余杭神圣的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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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幕誰曉教師泣血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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