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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又召見了兵部尚書楊嗣昌，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志發，如此這般，安排一番，崇禎還是不放心，覺得支持余翔的力量有點單薄。

俗話說吉人天相，正在崇禎思忖如何應對明日早朝之事，有太監稟報：“熊文燦、盧象升求見。”

崇禎大喜，安排在御書房接見二人。

原來這兩人回京述職，兩人剛回京城，就聽說余翔之事鬧得滿城風雨。他們對余翔甚為關注，擔心此事處理不好，會引起巨大的災難，為此憂心忡忡，不約而同地求見崇禎，看看能否為化解當前危局出一份力。

歷史上的熊文燦，招撫鄭芝龍并任命其為海防游擊征討海賊李魁奇、劉香成功，徹底平定了東南沿海的海盜。因此為楊嗣昌所薦任五省總督，帶兵剿匪，文燦本不愿赴任，提出"五難四不可"，竭盡推托，可崇禎仍委以大任，熊文燦無奈地擔當五省總督之職。在崇禎十一年，他仍行前策招撫張獻忠、劉國能投降，而張獻忠名義上是歸順明朝，實際是詐降，向熊文燦催索餉銀，屯兵數萬于谷城，伺機而動。于崇禎十二年，張獻忠再次反叛，熊文燦也因此次撫局失敗而被捕入獄，次年被斬。而余翔的到來，引起了蝴蝶效應，劉國能提前投降，張獻忠被擊敗逃遁，從而避免了熊文燦因招撫失敗而被殺的命運。

熊文燦對于《特戰時赦法深》很感興趣，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發現此法與他所倡導的招撫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但特赦法與他之前的招撫策略區別在于，經招撫的軍隊重新改編，訓練，削弱原將來對其控制權，這些接受改編的人還要接受極為嚴格的紀律約束，以防詐降或者惡習不改。是以，熊文燦對余翔做法非常支持。

再說歷史上的盧象升，能征善戰，撫治鄖陽期間備兵設屯，扼要設防，屢向朝廷奏請進剿農民起義軍，很受器重。治軍嚴刻，撫循有方，用兵以凌厲兇狠見長，屢獲戰績。十年，任各鎮援兵總督。十一年九月，清兵逼近京師，他受命督師，以兵部尚書，駐兵昌平，但因為官直言和堅持抗清，遭宦官高起潛、兵部尚書楊嗣昌等主和派嫉恨，雖名為督天下兵，實轄兵員尚不及兩萬。后因崇禎帝聽信讒言而被去職，手下僅有疲卒五千，乏食空腹，哀呼莫應。十二月十一日，在河北巨鹿身陷數萬清兵之圍，臨危不懼，激戰三日，壯烈戰死。至于余翔能否改變盧象升的命運，那就得看造化。

盧象升作為一位鐵血統帥，他久受士兵缺糧短餉之苦，深知帶兵作戰不易，既要讓余翔帶兵作戰，又不給糧給餉，還遭致彈劾，因此對余翔很同情，對于余翔白手起家，建立一支戰無不勝的鐵血常勝軍，由衷佩服，惺惺相惜！

在御書房，君臣三人真心以對，氣氛融洽，熊文燦和盧象升毫不隱晦地表達了對余翔的支持，并表示愿意在朝堂上參奏，為余翔請功。

有了這兩位能將的支持，崇禎皇帝心里有底了。

第二日早朝，正如崇禎所料，大殿外士子們跪地請愿，朝堂內跪倒一片，可令這些大臣意想不到的是，這次下跪的人數，遠遠地少于昨日下跪之人，工部、兵部和大學士張志發一系的人沒有下跪，朝堂上還多了熊文燦和盧象升兩位能征慣戰的將軍。并且朝堂之上多了好些金甲武士，氣氛不同以往。

下跪的這些人都是官場老手，預感到有些不妙！可箭在弦上，又不得不發。

崇禎手指著下跪的一幫大臣，說道：“你們給我起身站好，余翔是對是錯，該賞該罰，今天在朝堂上理論清楚。”

這些朝臣豈敢抗旨不遵，乖乖地起身，站列朝堂之下。

崇禎說道：“楊嗣昌，說說你的看法。”

楊嗣昌出列道：“啟稟萬歲，臣以為河南總督余翔非但無過，還應有功！”

那些反對余翔的朝臣一聽，對楊嗣昌投去了憤恨的目光。

崇禎說道：“有何功？講！”

楊嗣昌并不理會這些人的眼光，回答道：“河南總督當務之急是抗旱和御匪，只要是有利于此者，均應為功。

戰前任命官員，利于平復亂象，收拾殘局，雖越權，但極利于抗旱和御匪，是為功一。

利用特別法之名，借錢借糧，分朝廷之憂，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為功二。

遷移和救濟災民，避免其因饑餓而成流匪，雖違背“路引”律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為功三。

利用難民興修水利，挖煤采鐵，減輕災情，自產軍器，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為功四。

誅殺惡官山匪，平息民憤，以振天威，雖有違“履奏”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為功五。

臣以為對河南總督‘五大罪’的彈劾有失偏頗，而應以‘五大功’予以嘉獎。”

正是正反都是理，全憑兩張嘴。說到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明朝的“路引制”和“覆奏制”。

在大明，凡人員遠離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當地政府部門發給一種類似介紹信、通行證之類的公.文，叫"路引""路引"實際上就是離鄉的證明。若無"路引"或與之不符者，就要被稱為流民，是要依律治罪的。作為一方官員，誰都不愿意所轄人員外遷，這會影響他們稅收和徭役，影響其政績。是以天災引發沒有活路的難民外逃，而“路引”制又極度限制難民外逃，不合理的“路引”制將千千萬萬的良民逼為流民，最終走上了暴.動的道路。而朝廷以及那些既得利益階層，死守“路引”不放手，并以此來彈劾余翔，此制不除，難民救濟工作就無從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