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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敢于拒絕為兵敗逃回的楚文王開門一事上可以看出，楚國的大夫鬻拳是一個性情剛烈，敢于以下犯上、直言進諫的忠臣。也正是有這樣一批臣子的存在，楚文王才能在做決策的時候避免沖動和錯誤，帶領楚國行進在正確的軌道上。

鬻拳是楚國宗室的后裔，在楚文王麾下為官，他為人忠直，一心為國，追隨楚文王，死而后已。其為人的所作所為跟著名的屈原是十分相似的，在他的一生中，有兩件事情體現了其為人之耿和為臣之正。

一是在楚王伐息滅蔡時期。楚文王借口蔡國出兵救息而攻破蔡國，將蔡哀侯獻舞俘虜回國。哀侯獻舞覺察到了楚、息兩國的圖謀，頓時火冒三丈，大罵息國國君狠毒、楚文王無道。楚文王豈能忍受如此侮辱，于是決定將蔡哀侯大鍋烹煮以祭祀太廟。

鬻拳審時度勢，心覺不妥，于是進諫楚文王。他對楚王陳述了他的觀點，認為不能因為蔡侯的無禮就用這樣殘暴的方式處死他，因為楚國即將進入中原，在軍事征伐之外還需要盡可能地爭奪中原諸多小國的支持。所以應當放過蔡國國君，并與之結為盟友，這樣既能壯大自身實力，又能留下一個楚文王寬厚開明的形象，為楚國日后外交打下良好基礎。

鬻拳的分析入情入理，楚國作為中原大地的后來者，各方面條件都不如他最大的潛在對手齊國有利。齊國經營多年，在中原打下深厚根基，與其他各國往來呼應，形成軍事聯盟。楚國處于以一敵多的狀態，在日后的爭霸中必須分化齊國陣營，結成自己的聯盟與之抗衡。然而楚文王尚未正式進入中原，就留下殘暴無道的惡名，會使諸侯國對楚國望而卻步，甚至因此投入齊國陣營之中，壯大敵人勢力，給楚國的擴張帶來無窮威脅。楚文王為解一時之恨，卻可能留下如此大的后患，著實是不智之舉。

楚文王對此未必不是心知肚明，然而身為王者的威嚴不可侵犯。如若已經身為階下之囚的蔡哀侯都敢如此放蕩恣肆，那今后還有誰會把文王放在眼里呢？于是文王并不理會鬻拳的苦苦進諫，執意下令將蔡哀侯牽出，投入沸騰的油鼎之中。

鬻拳見文王一意孤行，不免急火攻心，國家的利益和君王個人的意氣此時產生了尖銳的沖突，作為臣子更不能失去原則，必須要做出有利于君且有利于國的抉擇。鬻拳無奈之際只好出此下策，他持刀上殿，將刀刃橫在楚文王脖子上，怒目圓睜，威脅說寧愿君臣二人共赴黃泉，也不愿君侯行此不義之事讓君侯失信，國家蒙羞。

文王見鬻拳如此堅持，又驚又懼，只得收回成命，饒恕了蔡哀侯。隨即，鬻拳棄刀跪于文王面前請死，說文王肯聽從諫言是國家之福，為臣者對君王進行橫刀脅迫是大不敬，因此請求領罪受罰。文王驚魂甫定，卻并不以為忤，言鬻拳一片忠心，行此激進之舉也是事出有因，故可赦其罪過。

鬻拳卻堅持己見，并于眾人面前，持斧自刖雙膝，并說絕不敢自赦己罪，大呼若有為臣者無視君臣之禮可以以此為鑒。楚文王大驚，急命救起，后將鬻拳斬下的雙腿奉于太廟以自省。鬻拳已是殘廢之人，被委任守衛城門，這于鬻拳而言，可以說是無上的榮譽了。

另外一件事情，則發生于文王率軍平息巴國和閻敖族人聯合叛亂之際。巴國與楚國曾是盟友，卻一直貌合神離，更在兩軍共同征討申國時矛盾公開。由此裂隙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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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于在魯莊公十七年（公元前677年），巴人作亂，攻擊大夫閻敖屬地，閻敖倉皇奔逃回國都，卻被文王處以極刑。閻敖族人驚怒之下遂聯合巴國軍隊共同反抗楚國，聲勢浩大。

楚文王率軍平亂，不想因驕縱輕敵慘遭敗績，自己更是身負箭傷，只得且戰且退，意欲撤回都城再整旗鼓。誰知文王歷經艱險來到城下，卻被守門人鬻拳拒之門外，鬻拳以為楚軍自文王繼位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卻在弱小的巴國面前吃了大虧，實在有損顏面。而文王作戰失敗，大軍鎩羽而歸，非但不思反敗為勝之策，反倒爭相進城，想要避而不出，羸弱至此，楚國顏面何在！于是鬻拳執意不肯開門，并要求楚文王帶兵攻打實力不強的黃國，好歹討得一場勝利，班師回國。

楚文王縱有雷霆之怒也沒有辦法，只好調轉馬頭，率領大軍攻向黃國，雖然楚軍新敗，但余威尚存，穩穩拿下戰斗，挽回頹勢，可以昂首挺胸開回國境之內。然天意難測，文王不幸染病，竟然不治身亡，死于軍中，對黃國的勝利，為其累累功勛劃上了一個圓滿句號。

噩耗很快傳到國內，鬻拳陷入自責之中，他將文王拒之門外，逼迫其操勞征戰，無疑對文王的病逝負有難以推卸的責任。鬻拳安葬文王于王陵，隨后自盡，以示忠心。

縱觀鬻拳一生，為臣不負忠君之職，為人不負內心本性，可謂無憾。鬻拳之直諫，形式之激烈，意圖之堅決，縱觀中國歷史，亦屬罕見，既體現出了為臣之忠信，更體現了為臣之艱難。古之忠臣，動輒落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境地，原因在于他們往往徘徊于“忠于君”和“忠于國”之間。一俟君王昏庸，“君”與“國”二者之間就會出現尖銳的對立，而臣子此時則會陷入兩難之中，往往釀就悲劇。以鬻拳之耿烈，非但未遭文王見棄，更能身負英名而終，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同時也體現了楚文王的賢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