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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歷代史官們，在記述發生于圣唐821年新春的“西疆之亂”時，往往習慣將“水杉城攻防戰”作為整個事件的起始點。

這主要是因為，后來圣唐皇朝和突厥帝國中的多位重要人物，尤其是鎮疆系的高級將領們，當時都牽扯其間。出于對這些大佬的敬重，同時也考慮到他們對當時事態的種種影響，所以史官筆下的春秋歲月，自有一番獨特的樣貌。

然而，真正的歷史卻并非如此。

這場波及了西疆鬼漠三十六國，乃至包括帝都在內的中土世界，前后持續長達七年的“西疆之亂”，其實從圣唐818年便已經開始暗暗醞釀。

而大亂的真正爆發，則是以樓蘭、疏勒兩國的起兵反叛為開端的。

圣唐在經過了歷史上三次對西疆鬼漠的大規模征討之后，二十四代帝君李世倫推行大一統的治國方略，主張采取“懷柔安撫為主、重兵彈壓為輔”的政策。

面對土地遼闊、民族眾多的西疆三十六國，圣唐設置使節團和官市署，并在重要地區安排駐軍，逐漸興盛了連通東西大陸的西疆商道，最終實現安定域外、繁榮經濟的目標。

商路沿線的各個國家，均享自治權，圣唐朝廷只派遣象征性的兵力，用以保護商路安全，并且恪守本分，不干涉各藩國的王廷內政。

如此一來，即保證了圣唐在西疆的皇權影響力，又能與各國各族和平相處，維護皇朝西部地區的戰略安寧。

不過，世間萬物并非永遠一成不變。

圣唐歷799年，在突厥帝國大可汗山都伊默的策動下，二十個番邦屬國借由宗教事端，發動了震驚西疆的叛亂。帝君李成文火速派兵平叛，之后又專門設立鎮疆都護府，防止突厥再次滲透破壞。

隨著時間的推移，圣唐朝廷、鎮疆軍與西疆三十六國之間的關系，也在悄然的發生著微妙變化。

鎮疆都護府雖然依照舊例，不干涉藩國內政，但他們畢竟是一支強大的軍事存在，西疆鬼漠的任何地方勢力，都不可能完全忽視他們的作用和力量。

龐大兵力的長期駐扎，也使得帝都的意志，可以通過鎮疆都護府延伸至西疆的各個階層，產生出舉足輕重的影響。

漸漸的，生活在西疆的圣唐人，其社會地位日益提高。無論是外派于此的朝廷官員，還是投資經商的富賈富豪，抑或是都護府的將校軍官，他們逐步成為了這片遼闊大地上新崛起的貴族勢力。

這些人掌握著至高的權利，把控著稀有的資源，同時還不斷結交著西疆各族首領，有時候，他們甚至可以左右某些藩國王廷的重大決策。

而這樣的變化，也給當地一些傳統的貴族勢力造成了極為強烈的危機感。

不僅僅是本土貴族階層，西疆普通百姓也真切的感覺到，在他們的頭上又憑空多出來一群圣唐老爺，橫行鬼漠，作威作福。

盡管在很長一段期間里，圣唐朝廷因為內部紛爭，無暇顧及對西疆的管控。但是，十萬鎮疆大軍卻絕非擺設。只要有他們在，西疆本土貴族勢力始終無法擺脫懸在頭上的利劍，俯首聽命的日子仍舊需要繼續下去。

直到突厥人的出現。

其實在更早的時候，突厥的先祖咸海客吉特人便是這個地方的統治者。

客吉特的歷史，并不比圣唐短多少。數百年前，那個時候的咸海客吉特在西疆如日中天，他們橫跨大漠草原，占據著東西大陸的交匯處，幾乎是無敵的存在。

然而，強大的實力，往往也必然伴隨著肆無忌憚的驕橫。

客吉特的統治者，從來沒有把西疆各族百姓當成“人”來看待。在他們的概念里，那些西疆鄉巴佬就是一群可以恣意欺凌的兩腳牲口。

囂張至此，西疆民眾的命運究竟會悲慘到何種地步，也就不難想象了。

所以，當圣唐帝君的目光投向西方，皇朝精兵猛將西出紫金關的時候，西疆百姓們眼里盡是拯救者的雄姿。

大家舉著鮮花水果、捧著美酒佳肴，一邊載歌載舞，一邊夾道歡迎圣唐正義之師的到來。

在西疆鬼漠的熱切期盼下，從東方而來的拯救者們，最終成功趕跑了曾經不可一世的客吉特人，給三十六國帶來重生的希望。

可是沒想到，當一切都塵埃落定之后，最初的拯救者卻又搖身一變，不知不覺間成為了西疆新的統治者。

圣唐的力量開始快速填補、替換客吉特人退卻時留下來的權力空間。在其后的數百年時間里，帝都為了鞏固其在西疆鬼漠的勢力，同時鎮壓那些心有不甘的當地民眾，曾經不惜發動了多次大規模的掃蕩征討，直殺得尸山血海。

這種作為，似乎與之前的客吉特人也沒有什么區別。

至少，在很多不滿圣唐的西疆貴族和擁有著客吉特人血統的族群看來，情況確實是這樣的。

于是，他們又開始懷念起以前的主子。

時間的力量太過強大，強大到足以把久遠的仇恨洗刷的干干凈凈。

西疆的某些番國勢力陸續開始派遣密使，在私下里頻頻與突厥帝國聯絡，謀劃著借助阿史那支斤的力量，能有朝一日擺脫圣唐的控制。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樓蘭和疏勒兩國。

這兩個國家很有意思。他們因為政治愿意和宗教差異而痛恨圣唐，但是他們更加痛恨的，是周圍的鄰居。因為西疆很多的在位的國王，并不像這兩個家國主那樣，強烈反對圣唐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