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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那時候洪武爺和高太后每個月總要來國子監一兩次，不僅與太學生們把酒論文，而且還親自查看學生們的住宿飲食情況，每次來都賞賜不少燈火錢。永樂爺和仁宗宣宗來的次數也不少，只是后來的圣上就很少來了。”那人感慨萬千。

況且看著此人，年歲也只是四十上下，卻十分熟諳國子監歷史，對國子監有著特別的感情，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敬意。

朱元璋雖然過于強勢，乃至近于殘暴，可是在注重教育這一點上卻是出類拔萃的帝王。明清的教育體系由他一手建立起來，并且制定了嚴格的規范，不要說一般的學生，就是皇上也得天天上課，接受朝廷大儒的教育。

明朝最荒唐的熹宗皇帝，國事一概不問，全都交給魏忠賢處理，可是御前經筵卻還是遵守制度。帝師孫承宗是唯一讓熹宗敬重的大臣，即便魏忠賢氣焰最為囂張的那幾年，孫承宗也敢與之分庭抗禮。

明朝開國時，國學是教育的最高體現，位置高于科舉，為了快速育人成才，治理國家，朝廷實行教育和科舉并舉的方略，民間薦賢這條路子也同時實行。唯才是用，可以看出朱元璋的雄才大略為后人所不及。

兩漢的薦舉賢良方正明初時也實行過一段時間，無奈效果不佳，當時的文人以不做官為榮，朝廷征聘在野文人做官時，這些人卻以死相抗。

朱元璋也殺了不少抗命的文人，他的主張就是那條著名的“士不為我用則殺之”。只是殺來殺去效果不佳，后來國子監每年畢業出來的太學生奔赴各地做官，充實了朝廷和各省的官員隊伍，朱元璋也就懶得殺人了。

其后科舉上更是人才輩出，文人以不做官為榮逐漸改為一官難求，也就無人再因為抗拒朝廷征聘而被殺了。

到了永樂年間，國學體系還可以與科舉相抗衡，但已經是漸顯頹勢，到了英宗以后，科舉逐漸占據優勢，國學這一塊也就成了為科舉貢獻人才的資源庫，依靠國學做官的路子漸漸廢弛了。

況且當然能理解孟梵君的心情，作為國子監的領袖，沒有誰比孟梵君對國學體系更有赤誠之心了。只是世道大不如前，他也不得不媚俗迎合，極力主張太學生參加科舉考試，走科舉為官之路。這種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實在不是某個人所能抗拒的。

正因如此，文賓一進入國子監就到處受歡迎，令眾人矚目，儼然成為國子監的巨星，新科解元的光環太耀眼了，幾乎是所有太學生最豪華的夢想。國子監已經有幾十年沒有出現過解元、狀元了，文賓以新科解元身份進入國子監，重新點燃了這里的夢想。

況且雖然名氣比文賓還要大一些，卻依然只是個秀才，進入國子監也不過是個監生，也就是太學生。他頭上只有四大才子之一的頭銜，卻沒有解元的光環，自然沒有文賓那樣一面倒的受歡迎，相反，因為他輕而易舉成了孟梵君唯一的弟子，反而招致太多人的敵意。

四處張貼著打到他的字條，正是敵意的彰顯。

國子監里還是比較自由的，學生們有相當大的自由度，這種事連孟梵君也不好出面干涉。

第一天，孟梵君沒有給況且授課，也沒有給他布置窗課，也就是家庭作業，只是讓他熟悉一下國子監的情況。

況且在國子監里隨便走著，觀賞著國子監中的景色。

不得不說，國子監各處景致美不勝收。當初國子監可是按照宮廷規格建立起來的，作為當時的最高學府，朝廷花費了不少的財力物力。

轉過一個個校區，青石板路旁的石椅上、茵茵芳草地上、遒勁高聳的老槐樹下，到處都是讀書的學子，這讓況且恍然總覺得缺少了什么。

對了，在前世里，校園各處可都是一對對情侶，或者讀書，或者聽音樂，甚至公然無忌的卿卿我我，可惜這里沒有女學生，自然也就沒有這種芳菲的景象。

國子監其實是有女學生的，只是在單獨的一個校區內，男人一概止步，那些女學生不是各地府學、縣學考取上來的，而是公侯家的千金小姐，授課的也都是女博士、女助教。

走著走著，他發現了不少日本、韓國的學生，這一點從相貌上能夠看得出來的，他們都是這兩國派來的留學生，同時還有一些膚色較黑的學生，估計是各大藩屬國的留學生，這些人在各自國內都是貴族子弟，要不然也不會被選派到明朝的國子監進修。

那時候北京、南京的國子監依然代表了世界文化的最高水準，不單單是在亞洲獨領風騷。巴黎成為世界文化之都，還是一兩百年之后的事，明朝時的巴黎，連下水道系統都沒有建立起來，是一座臭氣熏天的城市，倫敦就更不用提了。

歐洲是在工業革命之后，通過殘酷無比的對殖民地的屠殺和掠奪才建立起工業文明，過后一兩百年，才有了人文精神的產生，也就是所謂的西方文明。作為工業化和海盜精神的結合體，剝削、掠奪、吸血才是西方文明的真正面目，自由平等不過是一件華麗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