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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講到中、日兩國千余年來彼此心存芥蒂，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既有“風水斗法”，也有兵戎相見。

“諸位息怒！”催木匠雖然懸空盤坐吐納煉氣，但卻能通過精神力外放來激蕩周圍的“天地元氣”發出同頻共振聲道：“倭奴可惡，勢必滅除。但倭國也有不少實力強大之‘修真者’，須做好萬全之策才能前往征討！”

“噢？國師大人之意是……不宜開戰？”、“難道就不能輕言滅倭了？”、“不行！君辱則臣死，必須滅盡倭奴方可解恨！”、“是呀是呀，倭寇屢屢侵擾我大明沿海各地，攻陷州府，劫奪財物，殺掠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嘛，不狠狠往死里打，這倭寇就欺負到咱大明北京城來了！皇上，臣等請求下旨東征！”

這時，文武百官也被“倭國特使”的挑釁行為惹怒，即便是聽了催木匠的警告后，依然不以為然，因為文武百官們覺得對方即便有強大的“修真勢力”在背后撐腰，但那也是“國師”等“仙家”們的事，與自己等凡夫俗子無關，更何況如今的大明朝上下煥然一新，不僅武備強大，兵強馬壯，而且士氣正盛，宜開疆拓土。

“呃……既然如此。那就……”崇禎帝朱由檢環顧眾人后，便與懸空盤坐吐納煉氣的催木匠彼此點頭，遂朗聲道：“大典繼續。先祭祀宗廟，再大宴賓客，后大赦天下！待朝廷準備妥當，便自會發布討賊檄文！”

就這樣，崇禎帝不想讓自己的“大婚典禮”變得殺氣沉沉，便決定用“大宴賓客”和“大赦天下”來緩解氣氛，這反而大受歡迎，因為“坤輿萬國”使者們正好有機會一邊放開肚皮吃喝，一邊盡快領回應得的賞賜。

不過，凡是“有心者”都能從方才的突發事件中察覺到了一絲緊張氣息，那便是明朝要準備對外發動大規模戰爭了。既然如此，自己不如早日離開此是非之地，免得引火燒身，哪里還顧得上欣賞“大明芳華”？

然而，由于《皇明祖訓》中有“十五不征之國”的規定，讓崇禎帝猶豫過是否要東征日本？畢竟當年元朝世祖忽必烈三次發兵東征日本都以失敗告終，這便是血淋淋的教訓，故有人認為明朝不可能東征日本。

但實際上，在異時空的明朝萬歷年間，明朝上下就曾掀起過一場“東征日本”的討論風潮，并且“東征日本”這一戰略甚至還得到了明朝高層的肯定，但最后為何還是不了了之？這恐怕有不少歷史巧合之因素吧？

在萬歷十九年（西元1591年），明廷方面得到了大量關于日本擴軍的情報。四月，福建人陳申報稱：“倭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緊接著，各種關于日本即將入侵朝鮮甚至入侵中國的情報雪花般紛沓而至。

到了七月份，這些情報被傳入北京，而內閣輔臣許國當即將浙江巡撫常居敬和福建巡撫趙參魯的奏報轉呈于萬歷皇帝，并請求預備調兵調糧，加強沿海防備，以抵御日本倭寇大軍起傾國之兵來襲擾大明朝。

而在此之后，明廷也先后采取了多項備倭措施，如強化東南沿海軍備，籌措軍費糧草，收集日本情報等措施。在開動東南沿海戰爭機器的同時，上至朝堂，下至民間，凡是有識之士都紛紛上奏，討論各類備倭事項。其中，就不乏“搗巢日本”的先發制人之策，而這類策略也得到了明朝高層尤其是皇帝老子重視。

例如，《明神宗實錄》記載，總督兩廣侍郎劉繼文上書防倭條例：“仍將倭奴入犯情節曉喻粵夷，令其擒斬關白入獻，重加賞賚，尤消患安邦之一策也。著如議行。”就提到動員在廣東的葡萄牙人去攻打日本。

來自民間仇俊卿的“治本之策”有記載：“（仇俊卿）死之歲，聞平秀吉（豐臣秀吉）將入寇，猶憤發，貽書浙撫，請如漢橫海樓船故事，張中國威，觀者狀之。”（《天啟海鹽縣圖經》）說明百姓關心國事。

如果說以上“搗巢之策”的提出者，還局限于地方官與民間人士，不能代表明廷方面的意見，那么“萬歷皇帝”（“明神宗”朱翊鈞）的“征倭敕令”，也許可以說明當時明廷對即將大舉入侵朝鮮的日本的態度如何？

據《宣祖實錄》記載：“初，我使黃允吉等往日本，秀吉貽書我國，使之整其軍兵，與日本合動直犯上國。我國舉義斥絕，即于其年（宣祖二十四年）四月，因圣節使金應南之行具由奏聞。中朝先因許儀后亦聞倭謀，令我國要結暹羅、琉球等國合兵征剿。”這說明日本故意放出假消息，欲聯合朝鮮入侵中國明朝。

《再造藩邦志》也記載：“金應南之回，天子降敕諭，賞白金、纻絲、彩段，使臣等亦令有司例外加等，且諭結暹羅、琉球等國合兵抄擊。”盡管這條敕書更多的是對朝鮮的試探，但也表明當時明廷高層已經有了“搗巢日本”的想法。這才試探性地提出讓暹羅（泰國）、琉球（沖繩縣）等藩屬國出兵幫朝鮮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