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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城市排水系統的建設，一律按照高標準來建設，就算是碰到比較大的洪水也能頂得住的那種，使城市只要不碰上什么百年特大洪災就不用怕被洪水困擾。還有城市綠化，一些有錢的政府，在這方面砸了很多錢下去，把城市建設得像個花園一般，使那些外國佬一看，就感覺中國像個天堂。

國家經濟就是這樣，沒東西建設那就找東西建設。民眾錢太多？那就發行債券，增加中高收入階級的稅收，從而用那些錢太多的民眾的錢來建設。

從1927年開始，中華民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財團壟斷企業，都開始進入最瘋狂的建設時期，大量的資金投入之下，使中華民國的經濟再次堅挺起來了，之前露出的一點頹勢被一掃而空，泡沫經濟依舊堅挺。

民眾再次有了大量的就業崗位，但是那些民資企業就不太好過了，很多產業已進入惡性競爭時期，而很多商品的消費時常又近于飽和，那些企業不賺錢了。但并非是沒有消費市場的，如民眾消費了房地產、汽車之后，還有各種各樣的電器。

電視、冰箱、空調、吸塵器、洗衣機、電磁爐、微波爐、電飯煲、電話，種種電器早就推出了，只是普通民眾之前沒那么高的消費能力。

而這最后三年的時間，這些電器成為了中華民國的消費主力。

之前買了小尺寸黑白電視的，現在可以買大尺寸的了，之前買了大尺寸電視的，現在可以買小尺寸彩色電視了，還有價格非常貴的大尺寸彩色電視。反正這些先進的電器，就是奢侈品，專門用來吸納那些中高產階級手里閑余的資金的。

汽車也開始再次更新換代，推出更高檔的汽車。

宋教仁在這一年再次宣稱：“中華民國已進入人類最幸福時期，中華民族到達了史無前例的富裕程度。”

此時的中華民國，老百姓確實很富裕，由于國家增收鑄幣稅，加上為了拉動市場消費，從而增加普通工人收入，在1927年。普通工人收入水平已經上漲到了每年一千兩百元的程度，而那些做勞工的工人，每年的收入可以達到一千八百元左右。

如此之高的收入。還貸款什么的都能還的起了。而通貨膨脹盡管產生了，如農產品價格上漲，但是工業產品卻是下降了。如汽車價格卻是在下降，雖然高級汽車的價格也在上漲，但是性能也上調了，最初的家庭汽車，如今的售價只有兩百元。如果要買上檔次一點的普通家庭汽車。也只要三百五十元。

只要肯工作，買汽車這是很容易的，還可以搞車貸。

普通民眾的日子此時確實過得非常好。住得起小洋樓，開得起汽車，頓頓有能力吃肉，有錢買名牌服裝、手表。

中國民眾的日子。已讓世界人民羨慕。

物質上滿足了。而福利上也不差，教育、醫療、養老，只要是漢族就都有，這讓大量少數民眾想要混入漢族的群體當中。這讓中華民國的老百姓沒什么生活上的壓力，中華民國一邊倡導消費的同時，也在倡導民眾服務社會、服務民族。政客、企業家帶頭捐款，民眾也大量捐款，大量的捐款。使那些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中華民國此時的社會捐款，占人均收入的12%。特別是從學校出來工作的學生，在捐款方面更加積極。

此時的中華民國就像是一個大家庭，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點力，大家通過捐款、義工的方式，使每個成員都能得到物質上的保障。

錢多了自然要娛樂，比較正經的娛樂放得很寬，什么旅游、游樂場、靶場、體育運動那些都放得寬松。但是酒、色場所這種消磨人意志力的行業，則是國家與財團嚴格控制。

酒色場所，低級的私人可以辦，但是國家查得很嚴格，而且稅收非常高。高級的酒色場所，則是財團壟斷，收費就更高了，賭場則是財團嚴格控制的。

清代嚴重流行的酒文化，則是國家大力扼殺的。因為如今汽車多了，醉駕成為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因此政府對酒水進行專賣制度，大幅度提高市場售價。同時醉駕被定義為違法行為，被抓都將被嚴肅處理，情節輕的都要被拘留半個月，并吊銷駕照。

法制建設上，中華民國依舊是走古代理法路線，道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法律，只要民眾同意，而一些沒有造成太大后果，但是情節極為惡劣的犯罪，也可能因為民眾憤怒而受到加重判罰。這種理法的教化意義極大，使老百姓不會因為法律的不公而走向極端，而是越來越講道理，呈現出一個更加文明的社會。

日子過得這么好，民眾自然也是對政府極為信任的，中華民國的政權也極為穩固。

宋教仁聲稱中華民國進入人類有史以來最幸福的階段，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認同，此時中華民國的電視已經開始大幅度的普及，雖然很多是小尺寸的黑白電視，但是在向民眾傳達信息方面卻是方便了許多。

宋教仁和中華民國的一群政客，經常上電視作秀。

電視機這個東西，也成為了民眾所追求的。中國老百姓對于很多消費可能比較會省，但是對于這樣的大件，卻是一點也不省。別人家都有了，自己自然也要有，而且這是耐用品，買回家可以一直用。

此時中華民國的年輕人結婚，房子、車子、電器都要一應俱全，雖然物質上有要求，但這并非是拜金，因為這個要求很容易滿足，小兩口奮斗一下就有了。畢竟大家過得都差不多，中華民國此時盡管大部分財富掌控在少數人手里，也就是財團。但是財團人數少，又沒有都出胡亂消費，自然消耗不了多少商品。資產不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標準，衡量的標準是大家都能享受多少商品，所以大部分民眾過得都是差不多的，也沒什么好比的，自然也就不可能產生拜金風氣。

那些政客在電視上的作秀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通過不斷的宣傳中華民國的繁榮可持續的論調，讓絕大部分民眾都相信經濟繁榮是可持續的。

只有那些對國術有較深入研究的群體保持著清醒，因為他們都知道，萬事萬物是在不斷的循環，也就是天道輪回，這種輪回法則很普遍，經濟上同樣也逃不過這個宇宙基礎法則。

財團的存在，在中華民國逐漸不是什么秘密。雖然江渝組建的中閥寡頭財團并不像美國財團那樣高調，但是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墻，很多民眾還是在日常生產活動中得知了財團的存在。

但是財團的本質，就不是什么人都知道的了，畢竟這個時代的信息傳遞并不是那么發達，沒有自由的網絡世界。

對于財團壟斷著如今中國很多領域，老百姓并不關心，因為他們的生活過得確實很好，財團并未損害他們的利益，反而為他們創造了利益。如財團可以增發鈔票，但是這些鈔票并非是財團自己花，而是貸款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去投資，去消費。

老百姓也對財團掌控者江渝有至高無上的信任，中華民國崛起的締造者，如今的民族脊梁。如果有人站出來喊出打倒財團，根本不會有人響應。

多年以后，宋教仁寫回憶錄時說道：“當時我確實說謊了，繁榮的經濟的確不可持續。但是泡沫經濟的存在，對民族來說并非完全就是壞的一面，那一時期，我們通過這樣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趕超了歐美，使我們的綜合實力遠遠超過了歐美國家的總合還要多。”

就財團問題，宋教仁在回憶錄中則不愿意過多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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