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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文選>1984年6月號第9頁]

二次大戰前的帝國粒子物理學家(節選)

作者:潘澤康

編者按:本文摘自<大眾科學>雜志1984年1月號中(帝國歷一三六六年)潘澤康教授所寫的<化劍為犁:帝國核工業從核武到核能的發展>一文。

科學發現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推動科學發展的，歸根究底是人類的好奇心。

西元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亦即帝國歷一二六零年代至一三三零年代)是粒子物理學的黃金時期，從電子被發現到各種放射性元素及同位素的發現再到核裂變最后到核聚變，人類對構成我們這個世界的基本粒子的認識以及控制這些粒子的方法有了一次飛躍性的發展。

其實回頭去看，這一切都是順其自然的。電子是原子中最容易剝離的組成部分，也是粒子物理學家們最早研究的對象。20世紀一切利用電磁波的發明和技術都跟我們對電子的認識有關。接下來，粒子物理學家們就很自然發現電子的質量在原子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原子核才是重頭戲所在。然后，粒子物理學家們就像一群頑童一樣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試圖拆開原子核，試圖去了解原子核的構造及其特性。在這個過程中，終于發現了某些放射性元素在被中子撞擊后可以迅速裂變成其他元素、而且釋放兩個或以上的中子，而這將使連鎖反應變成一種可能。這，就是核武器及核能的理論基礎。

當時，帝國和歐洲、美國的粒子物理學家們你追我趕，高峰時期幾乎每個月都有粒子物理學上的重要發現。但是，帝國的科學家與歐美科學家之間，除了競爭還有合作。即使在一次大戰之后，很多帝國頂尖的科學家仍然會到歐美國家的學府進行學術交流，反之亦然。“科學無國界”這句話是當時最為流行的。可以說，帝國在二次大戰之后提倡的“世界大同”理念在科學界早在數十年前已經實現。在筆者看來，這種有競爭也有合作交流的氛圍才是當時科學高速發展的真正原因。

與現在一樣，那時帝國的物理學頂尖學府是廣州理工、京城理工與江南理工三足鼎立。帝國科學院一年一度的物理學金獎從設立至今，有過半頒給了屬于這三所學府之一的學者或團隊。

筆者初入大學的那一年是帝國歷一三一八年，西元1936年。那時，帝國物理學界有南李、北饒、東胡、西顏之說，說的是四位在帝國歷一三零零年前后(西元1910至1920年間)已經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廣州理工的物理系主任、全球首先準確測定電子電荷值的李耀邦教授，京城大學的物理系主任、在氣體導電研究和光譜學方面有很高造詣的饒毓泰教授；江南大學的物理系主任、測定了Ｘ射線頻率和光電子速度的關系的胡剛復教授；和西南大學的物理系主任、提出了氣體離子遷移公式的顏任光教授。這四位科學家不但自己有著極高的學術成就，而且他們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對科學的無比熱情及寬闊的胸懷使帝國整整一代青年對科學產生了興趣，而這些青年中的佼佼者則投入科學界、成為帝國物理學及相關的科學、技術在其后幾十年中的中流砥柱。

如筆者在開篇時所說的，南李、北饒、東胡、西顏四位科學家對電子的研究為之后的粒子科學家們對核子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帝國歷一三一零年代(約西元1930年代)，帝國出現的頂尖核子物理學家包括了筆者的三位恩師：廣州理工的吳大猷教授、王淦昌教授和嚴濟慈教授；京城大學的吳有訓教授和錢三強副教授；以及江南大學的葉企孫終身教授和汪德昭教授。這些帝國核子科學界先驅的事跡，筆者將在下文中一一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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