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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李曜搖頭道：“關鍵不在于此，而是……”他松開王笉，從桌上拿過一份奏章遞給她，道：“這是戶部幾名員外郎和主簿前往蒲州東升新城考察工商業之后的奏報，其中他們對東升新城入股收益做了詳細調查。這份奏報顯示，僅從工業的角度來看，入股東升新城民用農具產業的股東，投資年回報率為四成三分(即43%，以下均同)；投資棉布等紡織產業的年回報率為三成二分；投資建筑產業的年回報率為三成一分；投資鐵、煤等礦業的年回報率為三成四分……無論投資哪個工業產業，其年回報率均遠遠超過土地種植出產所得。至于商業方面，由于經營管理方式不同，差異相對較大，其中某些特殊商業也的確有著相對更大一些的風險，但總的來說，其收益也至少十倍于土地種植出產?！?

王笉在還未將家主印信交予王摶之前，也主導過投資入股東升新城，這份報告的真偽她自然一清二楚。太原王氏在各種大小型農具方面有建有專門的“工廠”，在紡織、礦業也都設有工廠，其中收益大體與這份報告所顯示的相差無幾。而李曜說“相差較大”的商業方面，太原王氏也同樣有不少涉足，其中主要是高端餐飲業務、典當業務、米行、布行和水運。

由于太原王氏的官場基礎，加上其對李曜崛起的大力支持，使得他們獲得了不少朝廷方面的優勢，比如朝廷對東南漕運的運輸，其中某一段水路便是太原王氏接手(其“水運商行”總部設立在東升新城)；僅這一業務每年的獲利，就頂得上三萬畝良田的收益！要知道，現在東南的漕運可比全國統一時差了不知道多少，如果將來朝廷一統乾坤，光是這一小段漕運的收益，只怕就比得上太原王氏如今的全部良田了，因此李曜剛才那句話，絕非兒戲，也絕無夸張，對于這一點，王笉毫不懷疑。

她知道李曜特意對她說起此事，既是對自己的一種關懷，以免因為這件事讓他們二人之間產生隔閡，同時也是對太原王氏一直支持他擴張勢力的一種回報。便點了點頭，道：“五郎的話，奴一定帶到?！彼⑽⒁活D，又有些遲疑地問道：“只是奴有些不解，五郎為何急于對稅制進行改革，須知稅制乃是朝廷根基之一，如今朝廷連征李茂貞、王建而勝，威望大振不假，但畢竟尚未乾坤一統，如此改制，五郎你就不怕某些世家大族東逃中原、淮揚甚至吳越等地，為朱溫、楊行密、錢鏐等輩所用么？”

李曜當然知道她問這番話是對自己如此大幅度改革動作有所擔心，他自己比時人多了一千多年的“經驗”，可在“要不要進行稅制改革”、“改與不改各自有何利弊”等問題上不也糾結了大半年么？

其實稅制改革也好，變遷也罷，就其本質來說，歸根結底是對社會各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關系進行的重新調整，是使現行稅制不斷變革、不斷完善過程。賦稅制度的改革變遷屬于朝廷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變遷能否進行，受當時政治經濟背景、政權穩定與財政狀況、政府對資源的控制等多方面主客觀因素的約束。在李曜自己看來，這些約束可能也就是后世歷史教科書里經常所說的“歷史的必然”。

首先，是政治經濟背景因素。

在經歷了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型之后，在兩個社會轉型期間春秋時期出現的“初稅畝”制度的推行，可以說反映了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賦稅制度變革的影響，初稅畝制度推出的時代背景是伴隨著土地國有制度的瓦解，封建制的生產關系的萌芽，勞動者的人身自由由經歷了“奴隸、農奴、農民”變化歷程，因此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勞動者的人身自由變化、生產工具的變化、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必然需求賦稅制度的變化以實現當時賦稅制度的功能。但是深層次影響政治、經濟制度是生產力因素。生產力提高引起的生產工具的改進、耕作方式、糧食產量、勞動者積極性等方面的效應都會對賦稅制度產生影響。

其次，是政權穩定及財政狀況因素。

政權的穩定對賦稅制度的影響是顯然的，從歷朝歷代本朝代看，賦稅制度在稅率方面的調整，伴隨著朝代的興衰。從整個歷史時期中上述幾次大的變革看，“初稅畝”的推行源于私田增加及生產的繁榮，公田收人無法滿足當時統治者包括戰爭等各方面的開支。大唐兩稅法的推行源于均田制破壞的情況下，政府陷入無地可均，自然與此相對應的無可征之丁的財政危機局面。而后來明朝中期實行的“一條鞭”更是在明朝統治者腐敗，土地兼并更加嚴重，大地主想盡辦法逃稅，苛稅殘酷，政府財力匱乏的情況下推行的。這就說明了政府財政狀況對賦稅制度變革的決定性作用?？梢姡袊x稅制度的變遷屬于朝廷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朝廷進行賦稅制度變革的原動力即是財政狀況，其次才是盡量簡化征管方式降低稅收成本。

而王笉的質疑，也在于現在李曜所主導的朝廷，至少看起來是并不缺錢的，但改革卻可能導致政權基礎動搖，所以她才疑惑這樣的改革是否必要。

最后，則是朝廷對資源的控制因素。

稅制變遷就其本質來說，歸根結底是對社會各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關系進行的重新調整，而經濟利益的獲取又源于各個利益集團對資源的控制，對于大唐賦稅制度，或者說是農業社會以土地產出為主的經營方式，決定了國家對土地資源的控制將決定了土地賦稅制度的變革和調整，君主制下的土地私有導致的土地兼并現象以及由此引起的朝廷和大地主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始終是賦稅制度變革的一大原因。

王笉當然不知道李曜搞“攤丁入畝”、“皇田納稅”的根本原因除了減輕百姓負擔之外，還有釋放人口的因素，因此不甚理解。

李曜對此也不好說得太多，只能拿出自己所謂“一代儒宗”的面具帶上，用一種悲憫天人的口吻，深沉地道：“民若不困，何必冒死作亂？更何況如今這稅制，富者納稅少，貧者納稅多，豈是道理？有道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行此政，正是為了樹立公平?；释醪家?，統一納稅，正是‘法無二致’之意。至于你擔心朝局不穩，這一點大可不必擔心。那些富家大族若要東逃南逃，就盡管去吧，走了之后，他們還能將田產帶走不成？到時候正好賜給有功將士。而這稅法一改，別地百姓聞之，必然歡呼而來，民乃王業之基，有了百姓，還怕少得了貴族？更何況，那些人放著工商業無數賺錢良機卻為了那么一點地稅而走，這等眼光，也不配留下分得利潤。”

其實李曜這話說起來理由十足，但他之所以此前曾經猶豫很久，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他這稅制改革，實際上是把原先歷史上三次重大稅制改革集中在了區區唐朝中期之后的一百年內快速完成，他此前主要是擔心社會適應能力，擔心拔苗助長。所謂三次重大稅制改革，就是指兩稅法、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

縱觀兩稅法實施之前的賦稅制度，大都是以人丁為征稅之本，而以人丁為征稅之本的前提條件是納稅人必須有相應的土地、資產。唐朝前期由于實行均田制，廣大農民基本都有田可耕，社會經濟繁榮。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制暢行無阻，稅源充盈。然而，隨著土地兼并的加劇，特別是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大批農民喪失土地淪為地主的佃戶，唐朝朝廷控制的農戶越來越少，賦稅來源逐步枯竭，以均田制為基礎，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制已經無法實行，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朝廷為了增加收入，只得另立多種稅目，恣意勒索，以致人民負擔日趨沉重，社會矛盾一觸即發，這種情況如再繼續下去，將危及政權的存在。這說明對舊稅制的變革已經刻不容緩。于是到了德宗時期，德宗皇帝就接受了宰相楊炎的建議，下令正式實施兩稅法。兩稅法的實施擴大了稅源，簡化了手續，增加了財政收人，挽救了唐朝中期以后的經濟危機，穩定了唐朝政權的統治。而更重要的則是為賦稅制度確立了一個合理的、新的征收標準。從此以后，征稅標準開始從人丁轉移到土地、資產。兩稅法成為君主制度下社會賦稅制度演變的起點。歷史上的五代、宋朝等，對于稅制也有一些小幅度的改動，但并沒有脫離兩稅法的窠臼，因此一些必然出現的弊端，仍舊不斷出現。

而與歷史上其它封建王朝一樣，明朝發展到中期以后也開始走上了腐敗、沒落的道路。土地兼并，貪官橫行，賦役苛重，農民暴動，所有這些社會矛盾都開始集中顯現，并呈蔓延之勢，明朝的統治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挽救朝廷的危亡，明神宗起用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實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國強兵的改革。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是：“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一條鞭法的推行是中國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上承唐朝兩稅法，下啟清朝攤丁入畝。在當時起到了減輕農民負擔，抑制各級官吏、豪強地主對農民的勒索、盤剝，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特別重要的是一概征銀，使君主制度時代的實物稅制轉向了貨幣稅制，使國家的賦稅征收基本貨幣化。一概征銀，擴大了社會的商品市場，有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所以一條鞭法在中國賦稅制度的演變史上又豎起了一塊里程碑。

清朝人關之初，賦稅制度仍沿襲明朝舊制，實行一條鞭法。然而自明末社會大動亂以來，隨著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斷增長，無地、少地的農民越來越承擔不起丁稅的重負，不斷地進行反抗斗爭，他們或遷徒流亡，或隱匿戶口，不但使清政府征收丁稅失去保證，還使清政府無法掌握人口實數，同時加劇了社會動蕩。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統治秩序，清政府分逐步完成了攤丁人畝的改革。攤丁人畝的實行，是中國賦稅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對清朝的統治和以后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攤丁入畝簡化了稅收原則，只按土地的單一標準收稅。這樣，不但穩定了清政府的財政收人，有助于統治秩序的正常運行，而且還減輕了勞動人民的負擔，削弱了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農民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本書前文也說過，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攤丁人畝取消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在客觀上起到了鼓勵人口增殖的作用。此后，中國人口數量急劇增長，人口數量的增長在一定時期內為社會提供了大批新生勞動力，對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當然，當人口數量的增長超過了社會經濟的承受能力，它所帶來的更多的是負面效果，不過這一點李曜早已想好辦法解決了。所以攤丁人畝的實行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將是深遠的。

李曜現在的做法，則是將一條鞭法省去，直接跳轉到攤丁入畝，那么相應的，征收的稅費也必須是全貨幣稅，這反過來又有助于李曜此前就開始推行的新幣制改革(無風注：之前寫幣制改革的時候提過，一旦認同新幣可以當做稅費上繳，則該貨幣的價值就會被社會所公認)。

那么，這一改革在推行過程中的難點就在于兩條：一，“大地主階級”們的抵制甚至反抗；二，百姓們習慣這套制度的速度。至于其他什么稅率分攤是不是合理之類，那都是稅制本身的細節問題了，在決定推行之后，各地再考察、討論便是，總不能連這種事情都要李曜自己親力親為，那他一準成為第二個孔明，只有活活累死的份。

這時王笉道：“五郎既然有如此把握，奴自然是支持的?！?

李曜微微一笑，柔聲道：“說實話，我希望太原王氏在這件事上，能做一個表率。”

王笉看著他，勉強一笑，道：“五郎……此事奴只能說盡力，決定權在叔父，甚至……他都未必能一言而決。”

李曜點點頭，他理解這種情況，中國人對于“祖制”有一種外人難以理解的情感，也許是孝道被無限拔高的后遺癥，任何人膽敢擅自改變“祖制”，面對的壓力都是極大的，也很難獲得認同。而對良田的占有，則不光是很多世家大族的“祖制”，甚至早已是這些世家大族存在于世的一種下意識慣性，李曜甚至有時候會覺得，要想改變這一點，就像要讓狗不吃屎一般。

不過據說狗吃屎是因為狗吃人吃的飯后，身體里缺乏必要的微量元素，而這種微量元素在其糞便中有，所以才出現。那么李曜只好把工商業上的大利潤擺在頭前當胡蘿卜，把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作為大棒拿在手中，這樣才能使這些“大地主階級”們出讓手頭的田產。

一手大棒，一手胡蘿卜，這個辦法永遠都是可以使用而且成效卓著的。

至于他為何對這件事如此上心，其實再簡單不過了。

首先，他需要這些“大地主階級”出讓土地，使窮苦百姓自耕自足，不會“揭竿而起”，危害朝廷統治的穩定。其次，他需要這些手頭有足夠資本的“大地主階級”投身工商業，使那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趕緊生出、發展。

按照李曜穿越前的所學來看，資本主義萌芽應該是指一種生產關系，而不是一廠一店，也就是說，即便李曜自己建立起了實際上規模龐大的“工業企業”——兩大軍械監，但那并不表示資本主義就萌芽了。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社會關系，而不是個別人之間的關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這種生產關系，按照學術觀點，是在封建社會晚期，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條件時產生的。在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會史中許多事物一樣，它會有一些偶發的、先現的現象，但不能因此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

這就是說，關于是不是資本主義在萌芽，必須把考察的對象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中，看這個地方、這個行業有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氣候。同時，這種對象必須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證，比如軍械監這種明顯就是“孤證”。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會性是存在于個別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總是具有多發性，是可以重復觀察到的。

唐有何明遠的絲織廠、仙君冊的茶園，但即使《太平廣記》是可信的，這也只是一種偶發的、先現的現象。因為此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還不允許新的生產關系出現。歷史上宋代經濟有很大發展，當時的中國，在農業、基本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于世界先進水平。單從生產力來看，宋代已經有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生產關系和社會條件來看，租佃關系、徭役賦稅和工商業等方面的封建束縛，還未見松弛，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僵硬，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準備階段。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因而，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應具有延續性和導向性。

這也就是李曜想方設法要使類似于太原王氏這種“大地主階級”放棄對田產的執著，轉而投身雇傭關系的工商業中去的原因。只有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這種風潮，各種大大小小的“地主階級”都踴躍進行工商業投資，這種生產關系才算真正形成，也才會“具有延續性和導向性”、“不會中途夭折”。

當然，生產力是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話回答。但歸根到底，還是要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農業生產力。資本論說“一切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的。”

更簡單的說，如果全民餓肚子，資本主義就純屬空想。

至于在原先歷史上的中國農業，從生產技術來說，大約宋代達于高峰。江南(近代中國最富庶地區)水田的開發，引起綠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鍛鑄鐵之應用于農具，早熟稻的引進以及農藝學的進步，使傳統農業達于成熟。

明清兩代，中國人口和糧食產量都增加約五倍。農產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和擴大耕地面積所致，屬于量的變化。農具和耕作技術，基本上還是宋代水平。不過，先進地區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區傳播，稻麥間作和雙季稻的種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產品種的引進和經濟作物的顯著發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這些也都有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總之，這期間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適應人口增加而來的量的擴大，甚少質的變化。因而還不足以突破耕織結合的、小農經營的傳統經濟結構，也不足以使農業經營利潤從封建地租中解放出來。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以單個家庭與小塊土地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只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無論人力資源還是土地面積都不具備擴大再生產的條件。因此，它無法保證富余產品的穩定產出，更無力供養具有充分消費能力的民間市場。

中國自古是單一制君主集權國家，龐大的帝國組織靠直接向全國小農階層抽稅來維持。在那個時代尚無現代經濟理論，國家計稅毫無科學依據，只能簡單向全國平均攤派，不具備宏觀調控功能，對社會經濟并無積極作用。財政稅收又多被用于奢侈揮霍或豢養軍隊，巨額財富無法回到正常的經濟流通領域，民間經濟即不能從中獲利，私人財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資本自然無從積累。這便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遲緩的根本原因。

而李曜和他推行的改革的出現，則成為改變這一切的契機。農具革新，他做了，而且在繼續做；朝廷經濟制度改革，他已經開始做了；生產關系的變化，他正打算推進……

(無風注：前段時間我看見有讀者留言說李曜沒怎么改變這個社會，理由是歷史變化不大，我震驚了。就算是純劇情黨，完全不看我寫的各種分析，可書里那么多制度上的變化，難道都被無視了么？)

至于為何一定要如此全力推進制度改革進入資本主義？原因很簡單，資本主義的逐利性會使得整個民族具備更強的開拓精神，當攤丁入畝一段時候，人口爆炸，國內工商業發展已經無法滿足大資本家的胃口，那么……海外殖民地必然是一個最佳選擇。

而且，李曜早已想好，將來還要將開疆拓土的獎勵跟升官、發財同時綁在一塊兒，甚至還可以綁上……皇權。當然，那都是后事了。

總而言之，李曜的各項改革，如同他的軍事作戰一樣，總是環環相扣，嚴絲合縫的。只要是走了第一步，接下來的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會——也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215章 北都風云(四)

長安，崇義坊。

原先的隴西郡王府除了牌匾已經換成“秦王府”之外，一切都與此前無異。今日雖然雪大，王府門前依舊車水馬龍，朝廷高官、軍中名將這一日仿佛進班似的，一批一批來，一批一批走，前后仿佛相約，明明前腳后腳，卻總不會遇見。

如今停在秦王府門前的馬車共有九架，一字排開，車把式都未曾下車，仿佛主人隨時可能出來。

王府前殿偏廳之中，大唐朝廷的實際掌控者、這座王府的主人、新晉秦王殿下李曜正在與五文四武九位重臣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