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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游玩到了蘇州,沿途城鎮多有紡織作坊,規模最大的竟雇工好幾百,這個發現讓朱國祥非常高興。
他在蘇州接見官員,問起江南這邊的具體情況。
蘇州知府陳在庭是四川仁壽人,他對朱國祥說:“改稻田為棉田者,隨著朝廷放寬限制,這幾年是愈發的多了。即便棉田的賦稅更重,農民種棉花的收入,也至少比種稻子高兩三成。現在棉田賦稅也降了,跟稻田賦稅一樣,農民種棉就賺得更多。”
朱國祥是專業人士,點頭贊許:“棉稻賦稅一致最好,朝廷不能用稅收來擾亂農事。”
棉稻賦稅如果不同,不但官府收稅混亂,農民種田也拎不清。
不同區域,不同土壤,怎么耕種應該因地制宜。
如果平時舍不得施肥,又或者地力較貧的土地,最佳耕種方式是兩棉一稻。即種兩年棉花,再種一年稻子,再種兩年棉花……如此交替循環,只在種稻時施以糞肥、豆粕,在培養地力的同時還能減少病蟲害。
如果舍得多施肥,又或者極為肥沃的農田,則可以三棉一稻。
亦有農民,喜歡一棉一稻,甚至輪種麥子或油菜。
這么復雜的種植方式,如果朝廷給棉田收重稅,必然打亂農民的耕種計劃。
一刀切,要不得。
朱國祥又問:“大量改種棉花,糧食可以保障嗎?”
陳在庭說道:“洞庭湖周邊區域,稻米產量逐年增加,可以填補江南糧食空缺。而且,這幾年從海外運來的糧食也變多了。”
以前海貿不那么卷,商賈看不起買賣糧食那點利潤。
但現在海上貿易競爭激烈,越來越多海商愿意販運糧食。雖然賺得沒那么多,但只要錯開糧食豐收季節,運到沿海各省販賣是穩賺不賠的。
其中甚至包括臺灣!
歷史上,臺灣在清朝中期得到大開發,那里的糧食根本吃不完。清政府對臺灣管控嚴格,但依舊擋不住臺灣糧食外運,甚至經常有走私到天津售出的記錄。
什么海上漕運風險大,完全就是扯淡。
海商敢把臺灣水稻走私去天津,若無足夠利潤他們會愿意嗎?這可是走私!
如今的臺灣(包括澎湖列島),戶籍人口已經增漲到五萬余,主要人口是遷徙過去的福建疍民及后代,另有好幾千是臺北地區的歸化土著。
琉求國王(臺北土著部落酋長)非常識相,先是歸附大明,繼而請求去除國號。換取朱皇帝封他為侯爵,并賜予大量布匹等財貨,還獲得上萬畝土地的田契。
在臺灣縣令的誘導之下,這位酋長連土地都放棄了,舉家搬去開封城內居住。朱皇帝又賜了一處開封豪宅、兩間開封店鋪,以及開封遠郊八百畝土地。
如此優待,就是為了歸化臺北土著,并把土著轉化為自耕農。
現在,臺灣已經有兩個縣。
一個縣在澎湖、臺中地區,以大陸移民為主。
一個縣在臺北、桃園、基隆地區,以歸化土著和留下來的淘金客為主。
聊了一陣糧食安全問題,朱國祥又說:“我從潤州一路行來,發現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紡織工場,想必湖州、杭州那邊也有不少吧。僅憑江南的蠶絲和棉花,能夠供應給那些工場嗎?”
陳在庭回答說:“魯棉和楚棉,也會往江南這邊運售。”
楚棉運到江南售出很正常,因為江南有更完備的紡織業體系。
但魯棉南運是啥情況?
唐宋時期的山東絲、麻織業很發達,相關從業者可以轉化為棉紡織啊。
朱國祥不太了解紡織情況,對此頗為好奇。
陳在庭回答說:“同樣質量的棉花,在江南紡織出的棉布,普遍比山東那邊質量更優。”
為啥更優?
陳在庭也說不明白。
在場的其他官員,同樣無法回答。
于是,他們趕緊找來一位棉紡場主。
那位棉紡場主姓胡,見到太上皇極為興奮,詳細解釋說:“可能是氣候問題,山東沿海的棉布,就比山東內陸的棉布質量更好。濟南周邊府縣種棉花的極多,但那些府縣在紡紗織布時,棉紗強力不夠,短絨多,飛花多,斷頭多,條干差。棉紗粗細不勻,棉結也多,紡起來很慢。”
說完,又補了一句:“這種情況,距離海邊越遠越明顯,而且到了冬天就更明顯。自從江南棉布興起之后,就穩穩壓住山東棉布。山東棉布賣不起高價,便有棉商把山東棉花往江南運售,再把江南棉布運回北方售賣。”
聽完這位棉紡場主的敘述,朱國祥大概猜到跟空氣干冷有關。
山東棉紡織業想要發展,必須解決相關的技術問題,否則山東只能淪為江南棉紡織業的原料供應地。就算突破了技術難題,由于增加紡織工序,成本也比江南這邊更高。
更何況,江南還有出海優勢,棉布在外銷時更加便利,山東那邊是競爭不過的。
當然,現階段的大明棉布,還是以內銷為主,國內還有大片的空白市場。
等今后國內市場趨于飽和,棉布出口就會變得競爭激烈。棉農、棉商、布商、海商會形成利益共同體,迫切希望開拓更多的海外市場。
若是海外市場也趨于飽和,那就需要玩更多手段了。比如摧毀印度各邦國的棉紡織業,把印度棉布市場給搶過來。
不止是搶印度本土市場。
印度的棉紡織業極為發達,其棉布遠銷東非、西亞、中亞、東南亞……一旦把印度棉紡織業干死,大明棉布就有了更廣闊的傾銷地。
歷史上,莫臥兒王朝窮兵黷武,為了榨取戰爭經費,自己把印度棉紡織業干廢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英國人用殖民手段干死的,而不是靠工業效率來搶走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