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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冬，我僥幸來到了人間，就降生在洞庭湖畔離白果樹不到一公里遠的農家；母親一共生下我們兄弟5人，只有老二在2歲時因病而不幸夭折；我是家中的老幺，我父親一直盼著能有個女兒，結果到我母親在36歲那年生下我以后，覺得無望才收兵禁懷。

那年，我母親生下我在坐月子期間，正趕上我家老大結婚，所以，我與老大的年齡相差了整整十八歲；像我家這樣頭尾同胞的年齡差距，在兩湖流域的農村還是比較普遍的。

我父親是典型的土改時期的積極分子，除了能歪歪斜斜地寫出自己的名字以外不識半丁；但性情豪爽，樂于助人，特別是嗓音異常的宏亮，用當今音樂界的專業術語來說，屬于典型的男高音，只要他放聲喊話，真的可以順風傳到十里開外。

那時候，國家掀起了“戲劇下鄉”的文化熱潮，在縣級漢劇團的指導下，每個公社都成立了業余戲班，忙時干活，閑時唱戲；因我父親有著獨特的嗓子，自然就進了公社的戲班，時常飾演“紅花臉”，也稱“丑角”。

像這樣的演出團體，用內蒙語來稱謂是“烏蘭牧騎”，也就是“紅色宣傳隊”！每逢國家有重大的政治運動或是夏天的“雙搶”前夕，宣傳隊都會自編、自導、自演文藝節目，以作為政治運動的精神宣傳或農忙前的總動員！

但凡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應該有觀看過戲班演出的斑駁記憶；后來，各公社成立了電影放映隊，每月按照大隊的順序輪番放映露天電影，我父親所在的業余戲班才淡出人們的視野。

那些年所放的影片，不外乎就是《地道戰》、《地雷站》、《平原游擊隊》、《洪湖赤衛隊》、《英雄兒女》以及京劇類《紅燈記》、《沙家浜》、《白毛女》等戰斗片或是帶有某種政治色彩的文藝片，再附加個農村科教片。

我們隊里年紀相差不到3歲的伙伴有20多人，只要是聽說晚上有露天電影看，即便是來回奔波十幾公里也會相邀著跟在哥哥姐姐們的屁股后面浩浩蕩蕩地去趕場；有好幾回，因路途太遠，等放映員聲報“今晚電影到此結束”時已是午夜時分；實在是又餓又困，便會在沿洞庭湖防洪大堤的草坡上借著滿天的星光紛紛倒地而睡，直到天明再繼續趕路回家；有一回，我們十幾個伙伴還睡在了一塊墳山坪里；現在回想起來都是一件不錯的童年趣事！

因經常性地觀看，影片中的人物和臺詞也就成了我們這代人滾瓜爛熟的記憶，包括一些主要正、反派人物的細微表情都能被模仿得惟妙惟肖，臺詞更是可以做到“一字不落”！

記得在一九七八年冬天，電影《三打白骨精》開始在全國范圍內上映，我們縣立電影院破了單日連放7場的記錄，票價是1毛錢一張；我跟在老三、老四他們一大隊人的屁股后面，晚飯后趕最后一班過江的渡船，跑到縣城買凌晨3點的票，散場后又步行十公里搭乘過江的早班渡船回家。

可想而知，那時候中國廣大農村的文化生活是多么地貧瘠、匱乏！

那時候，家家戶戶都是兒女成群，勞累的父母根本就顧不上孩子的去處，即便是晚上不回家睡覺也不會挨家挨戶地尋找，頂多會在家門口呼喊幾聲；只是對女兒看管的嚴厲一些，兒子們則個個都像農閑時散養的耕牛；哪像現在的孩子，個個都是銜在嘴里養大的，生怕給丟了。

說來也是；雖然，我們這一代人大多都是在饑寒交迫的生存環境中粗養，因醫療條件所限，患“腦膜炎”或是“小兒麻痹癥”導致殘疾的人不少，但半路因病或是在湖中野游被淹而夭折的人極少，不得不驚嘆我們這代人的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