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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眾因功得授的文武群臣之外，在這場封授大典中，還存在著一些特例。

比如溫嶠、陶侃、郗鑒、祖逖等人，他們雖然不曾一日為梁臣，但也都是功勛卓著，志存諸夏。

永嘉之后諸胡大禍，本就不是一家一戶之血淚劫難，而大梁的新興也絕不只是尋常的改朝換代，這些人的功業同樣不只局限于對于晉室一朝的效忠，對于諸夏元氣之保全功不可沒！

大梁雖然一斷前朝，概不承認晉世所有官爵遺澤，但是對于這幾人還是給予了功業保留的肯定，俱都追授郡公，由子孫降襲傳承。

其中溫嶠封為陽曲郡公，由其子溫放之襲為縣公。其實按照溫放之本身于遼東所創功事，得爵已是綽綽有余，但是眼下朝廷還未完全收復遼邊，此功暫且不述。

只不過在溫放之襲爵之余，另給殊待使得溫嶠可以加蔭一子，溫式之授為鄉侯，也算是皇帝對于這個連襟的一點關照。

陶侃追封廬陵郡公，由其孫陶弘以縣侯襲之，延嗣其業。

郗鑒追封為東莞郡公，由其子郗愔以縣公襲之。但是郗愔其人逐虛而避實，后代中若無出色子孫振興家業，郗鑒這一番功業能傳承幾代，世道時流也是多不看好。

至于祖逖，則又是一個比較復雜的人物。論及功業之著，推為南渡第一都不為過，但是很可惜所托非人，其弟祖約逆亂江左，轉投羯國已是罪實確鑿。

但是幸在祖約兒輩不絕，涌現出祖青這樣一個令人激贊的后人，奉璽歸國也算是一償舊罪。借著這個機會，大梁朝廷也重新恢復祖逖生前譽望，追封為范陽郡公，由其子祖道重以縣公襲之。

除此之外，為了表示對于祖青孤直堅韌之贊賞，皇帝陛下特旨加封祖青為忠勇伯。其實按照祖青獻璽之功，再高未嘗不可得，但畢竟其父底子太潮，而且這一份功勞大半已經寄在其伯父祖逖身上，對于祖青難免就不能以常功授之。

另有對于中朝以降能夠得于世道稱許的賢流，如劉琨、李矩、邵續并南渡之后的卞壸、劉超等人，因無遺功于后，也就不再以名爵追封，但也都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而加以追緬，載事述德。

這其中，皇帝陛下比較遺憾的便是王導。從私心而言，沈哲子對于王導并無偏見，而且也充分認可在南渡之初王導能夠彌合南北人心分裂而做出的功績。

但是臺省幾番批斗瑯琊王氏，且王氏其他族人也的確罪有應得。不過若只將王導單拎出來加以表彰，則也實在有些說不過去。因是原本所保留的王導傳嗣便給裁去，只是著令地方為王導營修墳塋，并立二十戶人家守陵。

從這一點而言，王導也算是一個最特殊的待遇。因為在這一場封授大典中，無論是宗親諸王，還是文武勛貴，凡所得授，俱都虛封，無一實邑，這也算是勇開先河。

之所以能夠如此，一者在于社稷新定，籍戶整理還未徹底完成。縱然原行臺所控區域有著相對完整的戶籍制度，但是河北大片新復領土卻還沒有完成籍戶的整編。封授群臣，自然不可專封一地，也不好虛一半、實一半，索性俱都虛封。

二者則在于晉世殷鑒在前，諸王禍國所帶來的慘痛教訓實在太大。群臣都有一種強烈要制約新朝宗王權柄、勢力的想法，同樣的皇帝陛下也有制約勛貴實封泛濫滋長的需求，各有訴求，各有爭取，索性各退一步。

由此所見，立國于典午朝后也并非全無好處，起碼典午朝劣跡斑斑，能夠讓新朝伊始便以史為鑒，避開一些隱患雷區。

當然，要做到這種觸及根本的改動，單憑政治上的互相妥協還是不夠的，最起碼底層觀念上能夠達成共識。

首先，皇帝陛下威望崇高，遠遠超過了近世累代漢胡霸主，自有一種乾綱獨斷的氣魄，使人不敢輕試鋒芒。

其次，永嘉之后大禍連綿，生民多亡出于外，諸夏受創之深乃是人盡皆知。特別在羯主石虎上位之后，對于河北民眾的虐害變本加厲，元氣大大虧空，南北生民數量驟減，這又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大梁建立在這種殘破局面之下，如何盡快恢復社稷元氣，使南北生民俱得安生，這是一個迫在眉睫、亟待解決的大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土地與人口必須要高度集中于中樞掌控之中，這是關系到大梁國祚能否延續長久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