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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嘯辰這段時間頻繁地在中歐之間來往，博瓦德給他打電話，約他進行第二次會談的時候，他正好與韓江月在荷蘭的道林公司考察，協助韓江月完成新液壓對道林公司的并購。

道林公司是歐洲一家老牌的液壓件生產企業，此前的主打產品是風機減速器。上一次，歐洲風機企業前往中國調查中國風機制造商的生產情況，道林公司的總裁奈伊也去了。在同樣生產風機減速器的中國新民液壓公司，奈伊看到了比道林公司更為壯觀的生產線，了解到新液壓的減速機制造成本不到道林公司的一半，而且隨著更多新設備的投入，其成本還會進一步下降。

看到這種情況，奈伊果斷地做出一個決策，關閉了道林公司在歐洲的工廠，把所有的訂單都交給了新液壓代工。他測算過，即便在向新液壓支付了一筆代工費之后，道林公司在每件減速機上獲得的利潤，還是比過去提高了一倍有余。

按照奈伊的想法，道林公司在放棄生產之后，將主要專注于研發和銷售，其研發中心和銷售中心都是設在歐洲的，這能夠保證大多數的利潤都為歐洲人所獲得。

理想是美好的，但現實卻很骨感。在把生產業務全面轉移到中國之后不到半年時間，道林公司的研發部門就陷入尷尬的境地。許多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需要工程師到現場去處理，而從歐洲派人到中國去指導生產，是一件非常費時費力費錢的事情。一開始，工程師們對于到中國出差還有一些興趣，等每個人都跑了幾趟之后，大家就把出差當成了負擔，每次都要抓鬮決定派誰前往。

再往后，更大的問題出現了。由于與生產環節脫節，道林的歐洲研發中心根本無法掌握技術動態，有些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新思路，無法反饋給研發中心，而研發中心的一些想法，往往又會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相比之下，新液壓自己的研發中心反而能夠隨時追蹤技術熱點，屢屢能夠順應生產要求，提出解決方案，把自己的歐洲同行給壓在了下面。

迫于壓力，奈伊最終不得不決定把歐洲研發中心的一部分遷到中國去，直接與生產環節相掛鉤。一個部門遷過去了，其與其他部門的溝通又成了問題，于是其他部門也陸續遷到了中國。因為大多數歐洲工程師并不愿意離鄉背井，長期在中國工作，所以道林研發中心在歐洲辭退了一部分工程師，轉而招募了一大批中國工程師在中國研究中心工作。

再往下的事情就是順理成章的。奈伊發現，自己維持一個遠在中國的研發中心實在沒有什么意思，如果把這個研究中心與新液壓的研發中心合并起來，或許效率更高。至于道林公司的歐洲總部，要不就專注于做市場開拓好了。

“就這樣，奈伊成了我們新液壓的歐洲代理商。他既賣道林的減速機，也賣新液壓的減速機，相比之下，反而是賣新液壓的減速機更賺錢。”韓江月呵呵笑著向馮嘯辰介紹道。

“奈伊這算不算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呢？”馮嘯辰調侃道。

韓江月說：“其實，奈伊不這樣做也不行。他原來想保留在歐洲的研發中心，但他的工程師薪酬比我們要高出好幾倍，就算他們經驗比我們新招聘進來的大學生要更多一些，我們三四個人和他們一個人競爭，他們肯定也是比不過的。與其硬撐著，還不如把研發工作也轉包給我們。”

“我們原來說中國有廉價勞動力優勢，現在這種優勢轉移到了工程師方面。我們的工程師也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這就決定了我們的研發成本要比西方國家低得多。”馮嘯辰總結道。

在有些人心目中，技術研發就是一個天才對著墻壁發呆，然后突然靈光一閃，于是一項劃時代的發明就出現了。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批評中國的大學生缺乏創新能力，號召從小學開始就要減負，讓孩子們多彈點鋼琴，多看點莎士比亞，據說這樣能夠培養靈感。

而事實上，技術研發絕大多數時候都是在堆錢和堆人，科研人員的日常工作就是不斷地做實驗，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中找到正確的路徑。要做這些事情，并不需要多少靈感，需要的是能夠堆上去幾百、幾千名工程師，讓他們像搬磚的民工一樣堆積經驗，直至成功。

計算機專業的人員常戲稱自己是“碼農”，其實是有道理的。編程也是一項研究工作，但這項工作一點也不浪漫，同樣也不驚險。絕大多數的算法都是固定的，程序員要做的就是把這些算法堆砌起來，變成一個能夠解決問題的程序。

設計一輛汽車或者一臺機床的過程，與編程并無二致，同樣是把若干已經固定的模式組合起來，讓它達到最優，而要實現這一點，最重要的就是擁有大量具備基礎知識同時價格便宜的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