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歸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gzstf.cn），接著再看更方便。

這“周”就是岐周。綜合而論，西周建國后王都為“鎬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鎬遷洛。那么，《周易》里所反映的“遷國”愿望，是面對西周社會，而生出的一種憂患意識。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內憂外患的局面下，提出遷都的愿望，以改變王朝不利局面。這《周易》里反映的“遷國”愿望，無疑是西周后期的歷史背景。那么，《周易》一書產生的時間離平王東遷洛邑不會太久遠了。

實際西周早在中期就開始衰微了，周王也逐漸失去了“共主”地位。因為經過幾代的諸侯國君，已不把周王放在眼里，特別不是周王宗周的諸侯國，更不把周王放在眼里。“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封國的國勢逐漸強大起來，它的獨立性也就越來越大，對周天子便不那么恭順了。在諸侯國筮例膨脹的同時，周王室的實力并沒有明顯的增長，由于經常不斷地進行分封，王畿土地沒有擴充，反而有縮小之勢……天子和諸侯的力量對比，逐漸發生了變化，天子的號令對諸侯說，已經不很靈了。早在周昭王時，由于‘王道微缺’，原來接受周封號的封國，開始不服。昭王為此率六師南征，卒于江上，周穆王時政治上進一步‘衰微’，但還要興兵征討按時來朝貢的犬戎。這不僅使周與犬戎形成對立，而且使其他邊緣的諸侯也來朝覲了。周懿王時‘王室遂衰’，到周夷王，厲王是‘諸侯或不朝，相伐，‘諸侯或叛之’。到了西周最后一個王周幽王時，周王室便完全失去了共主的威望”。（《中國古代史》）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后，開始走下坡路，這是事實。到西周后期已是諸侯開始相伐時期了。‘天下’的名義上是周王的，而實際諸侯勢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與西周后期周王在諸侯國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處西周后期的社會背景下，寫出的《周易》一書。《周易》作者時代的西周，已是內憂外患的時期，才有《周易》一書充滿著憂患意識的基調。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遷國”的政治主張，這正是體現了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的信息。

從《周易》一書內容看，作者并沒有站在周王的立場上，去維護周王‘天下’的統治學說。《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樣，在面對春秋那種‘天下’大亂的局面，所向往的是恢復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面。而《周易》作者是面對現實，是從有家有國的現實，來思考建立一個和平相處，共同治理與維護‘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國的統治者）之治的“理想國”。這說明《周易》的時代，已不是周初的時代。《周易》的作者也與周王室無關。《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為《周易》里字里行間的口氣，與周王室成員的語氣不同。即《周易》作者并沒有站在周王的立場，利益上去維護周王的統治。《周易》不同于《周書》或《詩》里的一些詩歌那樣維護與歌頌周王的口氣。

無論是《詩》里的周族史詩，還是出土的西周青銅銘文里多有慣例的稱呼“丕顯文武”，而《周易》里則是很平淡的用“王”來說事理。《周易》里沒有《詩》里及西周青銅銘文上的那種歌頌文、武、成三王的口氣。而《周易》里倒是出現了兩次贊揚商朝先王的事跡，如《既濟》里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篇里“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這實是表露了對商朝先王功績的歌頌。即使《周易》里引用殷商之際的商朝事件與人物，也無貶低之意。如《明夷》篇里的引用“箕子之明夷，利貞”，《泰》篇“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反而《周易》里并無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跡，即無歌頌西周開國有功的文王與武王，這說明《周易》作者并不與周王室有關，也說明《周易》作者以離周初相去甚遠了。從《周易》一書中還有不少反映與西周后期時代背景相關的信息，如“南征吉”，“見群龍無首吉”，“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以及《周易》構建的“君子”與“有孚（“民本”）理念，這是《周易》之前典章里所沒有的思想。縱觀《周易》一書內容，完全走向理性的世界，即走出了神學巫術地帶。《周易》一書既不同于西周前期的《周書》，也不同于《詩》里的周族史詩反映的天命思想；《周易》也不同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思想所走向王權主義思潮。《周易》一書正是西周后期這一特定歷史時空里的產物，是承上啟下一個歷史交替轉換時代里的產物。《周易》每篇都透著人文精神與辯證思想。《周易》里既不講占筮理論，也不涉及占筮方法，并且還反對占筮。《周易》完全是理性地認識這個世界。《周易》的作者理性地看待現實社會，完全是從客觀現實世界出發認識社會，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完全擺脫神學的束縛。這正是與《周易》產生的時代有關，正是諸侯林立競爭的時代，也正是西周后期分封制度逐步的瓦解，而封建地主經濟制度逐步過渡形成時期，即地主土地私有制逐步確立時期的時代背景。才產生了《周易》這部政治智慧之書，也正是時代造就了《周易》。

總之，我們以上對《周易》一書的產生，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考釋，而推定其產生于西周后期。

那么，《周易》的作者是誰呢?

雖然后封建社會（即帝制時期）里其主流觀念，不外認為是文王、周公這些圣人之為。但到推翻帝王專制以后至今天的百年中，對《周易》作者的研究，傳統的說法已不再是主流觀念。近百年來對《周易》作者的研究，不凡有多種說法，但一直未成定論。

那么，《周易》作者是誰呢？事實上《周易》作者已成千古之謎。不過我們可從《周易》一書的內容，以及西周后期的社會背景來看《周易》一書的作者，可給其畫出一個大概的輪廓。

①《周易》(初始《周易》一書)與《書》不同，也與《詩》不同。不同之處，《周易》并無歌頌文、武之王。而《詩》與《書》（《尚書》里的《周書》）都不凡大力頌揚文、武之功德。

②西周已建立了中央王權下的親族分封，西周中央已出具組織與執行能力的官僚**模式。而《周易》作者卻向往的是松散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體，有點向往殷商的松散政體制度。

③《周易》里既無稱頌周王，也不貶損商王。反而出現了兩次贊揚商王高宗伐鬼方的功績。

④《周易》作者站在歷史經驗教訓上，也曾對比商周可取的經驗教訓。如“東臨，西鄰”之說。而引用“帝乙歸妹”，卻給出的判詞是“以祉元吉”，《周易》作者無意貶損商王。

⑤《周易》宗旨是向往“君子”之治，即有國有家者共同治理‘天下’，并沒有把“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闡述（并且《周易》一書里，更無涉及“周王”），而西周的王制，以不同于商朝松散型的“王”制，西周已初具較嚴密的**組織網絡體系，這可從西周銘文上的冊封制度看的很清楚。

⑥《周易》產生的時代當在西周轉型時期，即分封制度崩潰時期。而從《周易》一書的內容來看，作者并不向往西周“王天下”的政體，而向往的是君子（有國有家者）共治‘天下’的松散體制。《周易》作者應是東方殷商后裔，應是殷商貴族后裔里的文化精英。

⑦《周易》作者采用“六十四畫符號”作為《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六十四畫符號”正是殷商人的文化遺產。因“六十四畫符號”在殷墟里的甲骨中多有出現，“六十四畫符號”應是商朝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周人的發明。《周易》里的符號系統與文字系統是兩個朝代的產物，其發祥地應是在中原腹地。《周易》一書里有兩套系統：一是“六十四畫符號”系統。二是文字系統（即政治哲學理論系統）。《周易》里的符號系統，即“六十四畫符號”不是《周易》一書里的始創，是在《周易》未出現之前早已產生。“六十四畫符號”的發祥地是中原的腹地——商都殷墟（商王朝后期都城遺址，在河南省安陽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兩岸，以小屯村為中心，面積約30平方公里）。“六十四畫符號”的發明權應歸商朝人。這套符號傳承到西周后期，同樣被商朝的后裔所用，作為一部哲學書里的六十四篇文章之序目而運用。而西周王室里的史巫不識《周易》的真面目，卻把《周易》當做筮書運用與改造。

⑧《周易》一書既不在《詩》與《書》里有所反映，也不在西周時期的青銅銘文里有所記載。如此一個重大文化成果，被后封建時代里說成是文王、周公之為，可沒有在西周官方的史料里留下任何蛛絲馬跡。這說明《周易》一書不與周王室有關，也非是西周的史巫之為。即不是西周官方里產生的，應是‘民間’產生出來的。《周易》一書被傳入周王室，被王室里的史巫所見《周易》里有“六十四畫符號”，就把《周易》改造成卜筮的“繇式”形式，用于卜筮。春秋前期周王室里的太史把《周易》作為一部筮書呈現于世人面前，既有神道設教的目的，也有有意遮蔽《周易》里的政治思想之目的。

⑨《周易》作者已有很成熟的政治經驗，無疑是對西周王權政治嚴酷現實了如指掌，才有那么深的憂患意識，特別是政治恐懼上的憂患。因西周王室虢奪諸侯位及誅殺諸侯大夫不是沒有過。西周時期分封的地方諸侯，并非是擁有獨立的主權之主。他們只是有周王授權且代表周王封號進行統治的“主”。

⑩縱觀《周易》一書內容，作者并非是站在周王的立場上為其歌功頌德，或獻計獻策；而是站在“有國有家者”的立場上，構建出的一種“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藍圖。

從以上觀點來看，我們認為《周易》一書的作者，應是殷商貴族后裔。不過是西周后期里殷商后裔里的某一位精英創作了《周易》。當然從其身份來說，這個殷商后裔，早已是西周的臣民。故《周易》作者，是西周后期里某一位在野的文化精英。我們還可從《周易》之名推定其作者應是周朝時期（“周”是周朝之周）里的殷（“殷”同“易”）之后裔創作的一部政治之書，故取名為《周易》。

那么，我們權且把《周易》的作者，叫做“易子”好了。???周易歸來的周易哲學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