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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通過把《周易》一書里的一些文句，那不過是《周易》作者所運用生活事例上的比喻用語，來比喻政治上的道理。而郭沫若挑揀分類成“漁獵”、“畜牧”、“商旅”、“耕種”、“工藝（器用）”等，來聯想出他認為《周易》產生的時代。所以郭沫若就得出的說法是“我們從上面所述的生活基礎看來，可以知道《周易》的時代是有畜牧轉化到農業的時代，畜牧還是生活的基調，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才僅見一些兒萌芽。（《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30頁）

這里郭沫若卻用了《周易》這一稱謂，顯然郭說的《易經》就是指《周易》，不過他指的《周易》，則是以“九·六”為爻稱的“卦爻式”的《周易》，認為是本初的《周易》為研究對象。而郭沫若所用的證明材料，所推理出《周易》產生的時代，就是他所見到《周易》一書里出現的一些句子里的詞語，如見“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田有禽，利執言”；“履虎尾”。郭就挑出“鹿”、“禽”、“虎”，這就是他所認為的《周易》反映了“漁獵”時代的生活證據。又如見“童牛之牯，豮豕之牙”；“羝羊觸藩”等，就認為是“畜牧時代”反映的證據。郭沫若用這種出現在《周易》一書里的文句來分類，而得出他所認為《周易》產生的時代的證據材料。這種考證法，既沒有說服力，也實在是太幼稚與可笑了。正如郭沫若從《周易》里所見到“需于血，出自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中的“穴”字，他就認為是“這明明是穴居和構巢等原始習俗”。若這樣來推斷《周易》一書產生的年代，豈不是失去了研究意義嗎？經考古研究“北京猿人”，“山頂洞人”不也是穴居嗎？那么，這樣見《周易》里出現“穴”字，就聯想出《周易》是在幾十萬年或幾萬年前就產生出來的根據嗎？這豈不是太可笑了嗎？而郭沫若就是以此推理出：“《周易》時代該當蒙昧時代之中下段，鐵器雖無明證，而文字則確已發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31頁）

當然郭沫若不能不認為文字則確已發明，因為《周易》是有文字寫成的一部書，而不是用一種讓后人無法看懂的圖畫寫成的，這一點郭無法否認。總之，郭沫若所認為《周易》產生的時代，是在夏商之前原始社會里產生的。這正是郭沒有讀懂他所分類出那些詞句在《周易》一書里所起的比喻意思，而卻做為證據材料聯想出《周易》產生在原始時代的依據來，才是造成他的錯誤認為的根源。

可后來郭沫若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出版二十四年后的一九五四年新版中，把《周易》產生為原始社會的說法給推翻了。那么，是什么說法呢？在新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里作者是這樣補注道:“《周易》是戰國前半馯臂子弓所作，請參看《周易之制作時代》（收在《青銅時代》里面）。卦爻辭多采自殷，周資料，成語，故事，民歌等均有之，其時代極為復雜，有極原始的地方，也有極進步的地方。制作時代得以確定，這復雜的情形始可迎刃而解。故在這兒我們要有一個明白的認識，《周易》所用資料有的雖然遠在殷商時代，而整個的思想過程是在戰國年間的產物。本篇在思想分析上無甚錯誤，只是時代的看法須改正。——作者補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30頁）

郭沫若在一九五四年新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里所作的“補注”，說明原先說《周易》產生的時代是錯誤的，而原先說的《周易》的性質沒有錯。對《周易》產生時間上的新說法，是因所作的《周易之制作時代》一文，得出了《周易》產生的新說法。即《周易》不是原始時代產生的，而是戰國前半時期里有一個叫馯臂子弓的人創作了《周易》。在一九三五年郭沫若寫的《周易之制作時代》一文，把《周易》產生的時代與是誰創作的都明確地給出了答案。郭沫若的《周易之制作時代》一文，后收在《青銅時代》一書里。我們將這一文中對《周易》產生及作者的有關說法摘錄如下，看如何之說？說的對否？

“八卦的卦形大部分是由既成的文字誘導出來的……由既成文字所誘導出的八卦，它們構成的時代也不能出于春秋以前。”（《青銅時代》郭沫若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9年11月第一次印刷第51頁）

郭沫若說的“八卦卦形”，就是卜筮上所用的那套八卦符號。郭所認為的八卦符號產生不出于春秋之前，那么，就是說《周易》里的那套符號系統，在郭沫若看來是春秋及春秋以后產生的了。郭氏對《周易》里的符號產生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因考古上已發現早在殷商時期，《周易》里所用的那套符號，就已出現了。

在對《周易》的產生時代，《周易之制作時代》一文中的第五段是專一論之。不過此文里的第五段小標題是“五《易》之構成時代”。我們摘錄其中的一些說法：“《易》的經部之構成究竟是在什么時候呢？關于這層，由晉太康二年所發掘的汲縣的魏襄王墓的出土品，可以得到一個暗示……由以上的推論，可知汲冢所出的《周易》及《易繇陰陽卦》，都是孔子以后，即戰國初年的東西……《周易》的卦爻辭里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葉的晉事的痕跡，在著想上又多帶著南方的色彩，且與南方色彩更加濃厚的《易繇陰陽卦》復同出于魏襄王墓。關于這兩種《易》的生成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明確的判斷，便是《易繇陰陽卦》當是南方的人著的，而《周易》則可以有兩種的推想。第一種是著了《易繇陰陽卦》的同一的南人到了魏，為迎合北方人的趣味起見，又另外著了一部繇辭不同的《周易》來。第二種是北方的魏、晉人模仿著《易繇陰陽卦》而自行著出了一部作品。但這兩種的推想，由來所有的《易》學傳授的系統看來，是以第一種為近乎事實的。”（《青銅時代》第57~60頁）

從這些內容來看，且不說出現的“《易》”、“《易》的經部”、“《周易》的卦爻辭”、“周易”、“繇辭的《周易》”這種稱謂上的多么混亂，單就郭推導出的《周易》是“戰國初年的東西”所用的論據是錯誤的，只因郭所用的證據是牽強附會的。郭所用證據其一：是以《晉書·束皙傳》和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后序》里記述汲冢竹書上有關《周易》，《易繇陰陽卦》，《師春》以及沒有《彖》、《象》、《文言》、《系辭》的說法為據。其二：是把《周易》里出現的幾處“中行”一詞，聯想到是說春秋晉國的荀林父。我們看郭的舉證與說法：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從，利用為（衛）依遷國。（《益》六四）

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尚（當）于中行。（《泰》九三）

中行獨復。（《復》六四）

莧陸夬夬，中行無咎。（《夬》九五）這幾條的‘中行’，我相信就是春秋時晉國的荀林父。就前兩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講為人名之外，不能有第二種解釋。

‘中行’之名初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荀林父初將中行，故有‘中行’之稱，《左傳》宣十四年稱為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孫便以中行為氏。

《益》六四的`為依遷國`，當是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的故事。衛與郼古本一字，《呂覽·慎大》：‘親郼如夏’，高注云：‘郼讀如衣。’則‘為依遷國’即‘為衛遷國’，蓋狄人圍衛時，晉人曾出師援之也。

《泰》九二的‘朋亡，得尚于中行。’尚與當通。我相信就是《左傳》文七年，先蔑奔秦，荀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的故事。

《夬》九五的`中行無咎`，《復》六四的`中行獨復`也就是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帥晉師救鄭，為楚所大敗，歸而請死時的故事。"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進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據這些故事看來，我們又可以斷定，《周易》制作決不能在春秋中葉以前。”（《青銅時代》第54頁）???周易歸來的周易哲學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