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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曝出校長被免去職務的消息之后，接下來的幾天，我的心神極度不寧。

我想，校長就是傻瓜，也不會不知道他的厄運與有人在網上“暴炒”他的論文剽竊事件有關，而稍加聯想，他就會猜到這場網絡炒作的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我這個名叫黎妮的小報記者，因為就在事發前數日，我登門采訪過他。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著電話響起，要么是校長，要么是他昔日的手下，或者，是他雇請的黑社會打手？

然而事情過去了差不多整整十天，我既沒有接到校長的電話，報社的人，包括我的部主任，對此事似乎也十分漠然，事實是我身邊根本就沒有人談論這件事情。

這種狀況反而讓我愈發不安，就算校長找人報復我，打我一頓，甚至凌辱我，我會痛哭，也許會繼續反擊，但總比這樣泥牛入海一般毫無動靜要好很多；就算同事們諷刺我少不經事，主任罵我一頓，甚至把我趕出這家報社，這件事也總算有個結果吧？

就是什么事也沒有發生。

或者說，就像什么事也不曾發生。

就連那個報料的研究生男孩，他牽線找來的副校長以及什么“副研究員”，似乎全都像空氣消失在空氣之中，就像周星星常說的那樣，“春夢了無痕”。

我曾經打算主動聯系報料的研究生男孩，可我對他說什么呢？一起幸災樂禍還是要求他保密？都是扯淡，想想也就作罷。

我依然流連在高校之間，寫些不痛不癢的所謂新聞。當然，那所大學的門，我是不敢再進去了。

漸漸地，這種等待著災難總體爆發的極度焦慮，反而成了某種快樂。有時，我會覺得自己是另一個人，另一個浮在天空里，無時不俯視著我自己的局外人。這個局外人對我說：等著看戲吧，精彩的劇情就要上演，這場好戲的女“豬腳”就是你這個名叫黎妮，人人都叫你“粒粒”的苦命女子。

直到9月的某一個黃昏，我接到了李浩打來的電話。

李浩在電話里開門見山地告訴我，被我在網上“舉報”的那位大學校長，想約我共進晚餐，好好談一談。

我很吃驚，一是李浩怎么會摻合到這件事情中來，二是校長竟然要跟我談一談，他想跟我談什么？事情都這樣了，還有什么好談的。

我本能地說：“不！”

李浩溫和地勸我赴約，他說，為什么不呢？有些事情還是說開了比較好。他說那位校長是他多年的好友，人其實并不壞。

我仍然說不，我說，我不知道談什么。我嘴硬，說剽竊論文是事實，一個人因為犯了錯誤而付出代價理所當然。

后來我想，我竟然傻到沒有問李浩為什么就找到了我？為什么就能確認這場網絡炒作是我發起的？我在“天涯”發帖的時候，當然用的是網名，而我的天涯網名，除了我自己，我相信沒有一個人知道的。

我一個勁地說：“不，不！”

李浩的語氣里透出一絲嚴厲，他在電話里強調，我是他引薦到報紙去的，現在雖然報社沒人談論這件事情，事實上報社高層已經認定這是一起新聞事件，所幸最后起決定作用的是網絡，本報并未牽扯到這一事件之中。他還說，雖然我在網上發貼用的是網名，但我是用報社的辦公電腦把校長剽竊的貼子發到網上去的，只要查一查最初發貼的ip地址，就能確證貼子是從報社出去的，報社其實脫不了干系。他又說，報社高層其實都知道，這件事情就是你干的，什么說法都有，甚至有人說你是校長的“小三”，所以你才知道他太多的秘密，你之所以揭發校長剽竊，是因為他不能滿足你越來越多的經濟需要……

我感覺先是一只，接著是十只，再接下來是一百只，一千只蒼蠅鉆進了我的腦袋。李浩的聲音緩慢而清晰，可我漸漸什么都不見了，剎那間，又像是聚集在我大腦里的蒼蠅被某種來歷不明的力量驚動，它們一轟而起，嗡地一聲，從我的腦中四散迸射。

我虛弱地問：“為什么會是這樣？為什么我什么都沒有聽到？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李浩在電話那端輕笑了一聲，接下來，他告訴我，他陪我一起去和校長共進晚餐，就校長、他和我三個人。

“純屬私人性質的見面。”

我捏著電話的手在發抖。

李浩聽我不說話，接著輕笑了一聲，問我：“你不是害怕吧？”

我的火“騰”地一下就冒了出來，一人做事一人當，我怕什么？我這樣想著就這樣說了出來。

李浩說：“好，那就說定了，晚上七點，荷風軒。”

我只能說好。

李浩沒有說謊，那天晚上，果然只有我們三個人。一個很精致的小包房，有木質的窗框，窗框上有仿古的木雕。氣氛開初有些尷尬。校長志得意滿的氣勢固然已經不見，但也未見消沉，只是面色上流露出幾分落寞。大家似乎都不知道如何切入到那個最核心的話題，于是李浩建議喝酒。

我們都喝了。

酒過三巡，校長突然說：“我對不起你，黎記者。你應該剛剛大學畢業不久，作為一名大學校長，從某種意義上講，也算是你的老師吧。結果你發現一個大學校長，竟然是一個靠抄襲維持自己學術地位的偽君子，這肯定讓你很傷心，很失望，對嗎？”

我哼哼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