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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包房的門,我就收拾東西想走。
“媽咪”很奇怪,問我:“小昆明你是咋的了,怎么一個勁往后躲,這是今天晚上最后一撥客人了,你就抓緊了再坐一臺唄。”
我說:“不坐了不坐了,我回去吧!這幫人,都是我們學校的老師。”
“媽咪”恍然大悟:“怪不得,這幫人相互都叫老師。”
我說:“媽的,這下我完了,他們回去,準得收拾我。”
“媽咪”說:“沒事,我讓‘哈爾濱’去,搞他們一個現行,把證據收好。”
我心里緊張得要命,卻笑得差點岔過氣去。
什么叫“把證據收好”?
就是哄客人在“ktv”樓上的房間開房,打 炮,然后把套子收好。
訛詐他!dna,這是鐵證。
“媽咪”也就是說說而已,她從來沒給過我朱院長的“鐵證”。
過了幾天,在校園里,朱院長遇到我,叫我晚上到他辦公室去一下,他特意說了時間,是晚上8點半,怕我聽不明白他的威脅,專門又說了一嘴,今天晚上,你那班,就別上了吧。
我很清楚朱院長想干什么。
我走到離學校1公里之外的小超市,買了一盒安全套。
我知道,他不就是抓住了我的“小辮子”,乘機想占我的便宜唄。一個喝了酒到夜總會,摟小姐,把手伸到小姐裙子里邊的老男人,他還能干什么?
我可得把證據收好,有了“證據”,不怕他將來不幫我,有了證據,我這學上不上都無所謂了,反正他得讓我畢業。
沿著辦公樓的走廊朝朱院長的辦公室走去時,我冷得全身發抖。
不錯,我是穿得很少,我穿了件寬寬大大的白t恤,穿了條短不及膝的牛仔布裙,沒穿絲襪,腳上穿的是一雙白色的涼鞋。那是2010年的北京,9月21日,星期二,再過一天就是中秋節,我什么都可以忘記,但我永遠記得那個日子。屋子外面熱得樹葉子都往下淌汗,可我就是冷,冷極了。
我背著雙肩背的書包,書包上掛著一只毛絨絨的“喜羊羊”。對,我屬羊,那只毛絨小羊是我的吉祥物。
我總是想著書包里那盒安全套,有一會兒,我覺得自己背著滿滿一書包安全套。
走廊的天花板很矮,矮得幾乎壓著我的頭;走廊里的燈光很暗,暗得我幾乎看不清自己的腳尖。
那條走廊好長,我怎么也走不到盡頭,而他的辦公室,明明白白是在走廊盡頭的。
我敲了敲門,門開了,門,原本就是虛掩著的。
朱院長說進來,我覺得他的聲音有些顫抖。我想,做這種事情,他還是有些害怕的吧?這樣一樣,我反而鎮定了許多。
我又看到了書架,高大的,幾乎頂到天花板的書架,書架上全是磚頭一樣厚的精裝書。我看見他坐在辦公桌后面,那桌子真大,我感覺差不多有半個籃球場那么大。屋子里沒有開頂燈,只有辦公桌的一盞臺燈亮著。
朱院長穿著雪白的襯衣,打著藍色的領帶,他正伏在大桌子上寫什么。臺燈光照到他光禿禿的腦門上閃閃發亮,臺燈光照到他的金絲邊眼鏡上,閃閃發亮。
我抱著兩只胳膊,站在門口,瑟瑟發抖,不知所措。
屋子里冷氣開得很足,我想松開胳膊,我知道抱著胳膊會給人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感,可我的胳膊就是放不下來。
朱院長抬起頭來,不動聲色地打量著我。
然后他準確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他的普通話說得非常標準。
然后他準確地說出了我的專業、年級甚至班次。
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正在融化的雪娃娃,我的兩只小腿情不自禁地哆嗦,我像一個上了發條的玩具娃娃,現在,發條就快要松到盡頭,再蹦跶幾下,我就不會說話不會動了。
朱院長站起來,繞過遼闊無邊的桌子,走到我身邊,他伸出一只手壓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關上了房門。
我注意到,他并沒有反鎖房門,而是把門虛掩著。
這讓我感到有些吃驚,他難道不怕突然有人闖進來嗎?這畢竟是他的辦公室,不是他的家,也不是賓館的客房。
朱院長壓在我肩上的那只手心里全是汗,像討厭的鼻涕蟲,我想,我的白t恤上一定會留下他黃乎乎的手印,怎么洗也洗不掉。我打算一完事,洗過澡,就把那件t恤給扔進垃圾桶。
朱院長把我推到沙發前,讓我在長沙發坐下,他在側對著我的一張單人沙發上坐下后翹起二郎腿,說:“渴了吧,自己倒杯水喝。”
我顫顫巍巍地站起來,走到飲水機旁,從飲水機下面拿出紙杯,接了一杯水,兩只手捧著,我的手抖得厲害,水濺了出來,濺到了我的腳背上,我穿的是涼鞋,沒有穿襪子,我可以清晰地感覺到水打到腳背上的感覺,像誰一不小心流出的淚水。
我雙手捧著水杯走到他的面前,不敢再坐下,隔著茶幾,我垂下頭。
“老師……”我弱弱地叫了一聲。
他厲聲打斷了我:“我沒有你這樣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