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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為君者，都要被世人冠以“須成明君”的殷切期望與“當以平安治世”的極致向往。

可除了當事之人，誰又知道這兩件事本身就是沖突的。

明君與平安治世，依常理思索，應是兩件一脈相承的事，事實卻并非如此。

自秦朝一統六國，天下大定后，凡稱得上明君的，遠至漢文、光武，近至隋文、太宗，哪一位都未必敢于在人前，宣稱治下人人都安居樂業，各得其所。

常言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這一雙詞匯，如何能放在一處。國泰民安與風調雨順全然不同，只以具體某地而言，風調雨順自然不會因人而異，一場瑞雪落下，人人門前、田頭都是一片皚皚。

可國泰民安——別處皆無戰事時，邊陲之地卻突發**，遍地尸骸，眾多黎民食不果腹，可這之中竟也有人能高枕無憂，安平度日，如此，當算作是亂世，還是太平盛世？

對因戰而亡之人，這還當算作是國富民豐否？于那些太平無事、鐘鼓饌玉之人，這戰事又該以何詞句言說？

不如只當凡事都如夢一場，還淡然些。

圣人獨坐于貞觀殿內，難得享有片刻無人叨擾的時光，帶著因飲下一壺半梨花酒而逐漸上升的醉意，斜靠在憑幾上，望著除去幾名內侍、宮女，空無一人的殿內，開始漫無目的地任思緒發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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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苛求，何時都為盛世……”他淡然地借著酒意，喃喃自語。

對又一次坐上龍榻的經歷，他已不想再反復思考當初接受被眾人拱于最前的決定是否正確。

只以目前的體會而言，如今的龍榻，較當初被貶為廬陵王，四處流離游走，時刻帶著被殺的恐懼而言，確安穩、舒服許多。

但以這些日子，東都突發多種詭異狀況，而投射入朝堂，眾臣的反應而言，圣人倒是越覺自己關于明君、盛世的所想是對的。

他已厭倦了去決斷一件事當如何做，圣人希望的是，雙方都有那么幾人，將做法說出來，以明智取勝，或以結果論，就如前朝的大理寺少卿狄仁杰那般——要么言而做，要么只做而不言。

可是滿朝文武，除去零星幾人，都只以口舌之爭為樂，問及事態如何，所言頭頭是道；問及當作何解，人人閃爍其詞。

正因為如此，韋巨源這般凡事都有些心懷他意之人，反倒得了重用——因就算是這樣的人，也至少愿以親身監造還都大典所用之吟天殿。

反觀追隨復朝五王的眾人，先是百般勸阻延緩還都大典，后在決定“水祭木祀”時，又百般推脫，一副事事不愿上心的模樣。

連上位的意志都捉摸不透，如此還妄圖在朝中占有利地位，他只覺這幫朝臣有些癡心妄想了。

因此久而久之，本就對韋后多有依賴的圣人，便在內心更加倚重武三思、韋巨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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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五王助自己重登龍榻的“恩惠”，亦不能忘，故而即便他五人離開朝堂后，圣人自己也從未當眾指出自己對他們五人以及眾多追隨者的不滿。

可是那一日四人入宮，例行面會時，本想幾人聚在一處，好好談談近來東都的狀況，哪知不出多時，四人便齊齊將矛頭直指向韋后數人。

五王彼時被請出紫微宮，便是因為頻繁表示對韋后在旁聽政的不滿。

二圣臨朝本就是圣人的一個承諾，當初若非韋后陪伴身旁，恐在先前自己母親那般重壓下，早已自裁而亡。

換一方想，那時自己為大唐之君，忽地被太后貶為廬陵王，任何人考量，也會動遠離自己的心思，偏韋后那時不離不棄，甚在一路逃亡中，還為自己誕下后代，這樣的表現，以二圣臨朝作為交換，在他看來并不過火。

之外，在復為一國之君后，那些無論大小、瑣碎、繁雜、內里關系不明之事，都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展現在自己眼前的奏書里，日日百封千封，只自己一人批奏、決斷，何時才有閑暇，多韋后一人從旁支招協助，又有何不妥——女皇都已于世中現過，如今只是女人聽政，又有何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言勸說的？

所以，之后加之五王從不間斷的“當為明君”“以仁治世，從嚴治朝，令行禁止”云云，讓他不勝其煩，心中不滿累積至忍無可忍。

這時又是身邊人韋后，識出了自己的煩心事，盡她所能，行一番開解，圣人自身的煩悶尚能退去些，但其中主要緣由還是韋后說出了那番圣人心中所想，卻不敢落于實施的想法。

韋后所言是，既天下方定，乃是協助復朝的五王大多年事已高，尤以張柬之為主，歷經三代，這時仍以耄耋之年活躍在明堂，過于不易，還是讓他五人各自回家頤養天年為妙。

她這番言辭，在圣人聽來自然是有別樣意味在其中，但又覺說至心底，是因五王在朝，則時時處處讓他這個復朝之君，背負要無條件接受五人監管的壓力——五王傾盡所有，助彼時監國太子復位，這樣的付出，圣人縱有覆天之力，也不能被天下人叱責忘恩負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