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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畫一個正方形，問您正方形的點與點之間連接一條最長的線，您會連接哪條呢？肯定不是正方形的任何一條邊，而是正方形斜對角當中連接一條線！這個距離才是最長的直線距離。

所以兇手既然把尸體拋在北小營，他經常活躍的地點又位于烏市的東半城，那么他一定藏匿于烏市的東南角方向。

慕云有一點一直都不明白，既然黑皮曾經說了，這些殘障人士有一部分都是被人控制起來的失蹤人口，他們用暴力手段迫使他們去乞討、要飯牟取暴利，甚至其中可能涉及到人口販賣的問題，為什么我們不從這方面開始查起呢？我們完全可以在全市范圍內查找乞討的殘障人士，然后暗中跟蹤他們的行蹤，看看他們最后到底把錢給了誰，這樣豈不是更輕松的破案了？

這個問題張山不是沒想過，實現起來也并不困難，但是他卻覺得這樣做不會有任何收獲。

原因是缺乏證據。

證據，對于刑警來說是評判好壞虛實的唯一標準！當初反映這個問題的人是黑皮，他說有這樣一個團伙，但是卻沒有指出團伙的頭目是誰，團伙的藏匿地點在哪，受害人有多少，甚至他曾經都沒有跟這個團伙打過交道。這讓張山十分質疑這條線索的真實性，到后來他還專門抽出時間想了想這個問題，最終判斷，黑皮所說的是無稽之談，只是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他為圖自保而信口胡謅的，他覺得這樣說警方會對他有所改觀，認為他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從此就放過他一馬了。

在刑警的眼里只看證據，他們不會輕易的相信任何人。這個世界上誰上當受騙最多？被忽悠買保健品的老人？還是那些被花心小伙子忽悠的純情小姑娘們？

都不是，而且還恰恰相反，世界上被忽悠最多的人就是警察。

在一個案子的破獲過程中，證據會對警察撒謊、證人會對警察撒謊、甚至當事人也會對警察有所隱瞞。

所以警察的主要工作是破案，但是在破案過程中還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誰都能輕易的相信人，但是警察不能，并不是說這個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而是刑警吃過這方面的虧太多了。

就拿張山來說吧，當初剛進警隊的時候就吃過這方面的啞巴虧。當初他們支隊接到報案，在管轄范圍內的醫院發生盜竊案，一個老婆婆給孫子看病的救命錢都被偷走，監控錄像顯示是一個女人偷的。

問這錢有多少呢？說出來嚇死你們，整整二十萬。

遇到這么大的案子，派出所是不敢輕易經辦，在查找嫌疑人無果的情況下果斷選擇了移交刑警隊，因為這么大金額的錢已經屬于很嚴重的問題范疇了，更何況這還是老太太他孫子的救命錢，如果耽誤了孩子治病就麻煩了。

張山當時在值班，立刻跟其他幾個值班的人連夜調查，并且錄了婆婆的口供，婆婆說孫子得了很嚴重的病需要錢治病，那黑色手包里面裝的是20萬元的救命錢，如果錢要不回來，孫子死了她也不活了。所有的刑警都感覺到憤怒，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人存在，連救命錢都偷？經過一整夜的排查，最終還是把偷包的女人給抓住了。可是經過審問，偷包的女人堅稱里面只有300元現金，還有一些證件，包被他隨手丟在某個地方的垃圾桶里了。

一開始張山還懷疑小偷在說謊，婆婆一開始說的可是20萬，怎么到了這小偷嘴里就成了300塊錢了呢？莫不成這女賊試圖逃避責任？畢竟在法律的規定上，盜竊300元的財務和盜竊20萬元的財務那罪過可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轉念一想，他就覺得不對勁兒了，從視頻里面看婆婆的手包并不大，如果是現金的話，恐怕能裝4萬塊錢就不錯了，怎么能裝得下二十萬呢？最后，在女賊的現場指認下他們在附近的垃圾桶里翻到了那個包，婆婆的相關證件全都在包里，人民幣也沒有了。這個手包并不大，現金能裝四五萬元，絕對不是婆婆所說的能裝20萬。

最終他們拿著包找到了婆婆，婆婆看見包被歸還了欣喜不已，第一件事就是翻找里面的錢，還問里面的錢呢？

張山說，我最后在問一遍，里面到底有多少錢？

婆婆說，里面有三百來塊錢。

張山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說您報案不是丟了二十萬嗎？

結果您猜怎么著？人家婆婆說，我懂，低于兩千你們不會給立案，我這丟三百塊錢你們不會重視，所以就得報高一點。

這一席話把張山氣的直冒火，說：“誰說低于2000就不立案了？對于我們來說，老百姓的每一分錢都是血汗錢，就算你是丟了十塊錢我們也照樣立案啊！”

后來他們還查出來，孫子根本就沒有婆婆所說耳朵什么重病，只是得了流感，那天婆婆是帶著他去打針……

婆婆對此解釋說，如果不這么說的話，就不能得到你們的同情，你們要是不同情我，這個案子你們就更不重視了。

警隊里所有的人都無語了，為了這么一個案子，折騰的四五個人一宿沒睡覺，點燈熬油，付出的人力物力都遠超這個數了，最終竟然就得到了這樣一個答復？但是看這婆婆年事已高，他們也不想去追究她什么虛報案情的罪過，就這么把她給放回去了。

用慕云的一句話來說，這年頭，人民幣這么真的東西都有假的，更何況是人心呢？

所以從那以后，張山不會輕易的相信任何人，而是更多的憑著自己的直覺和判斷，以及板上釘釘的證據來說話！輕信任何一方的一面之詞，都是對于另一方的極大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