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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的年月里,呂布的皇權跟民權配合得越來越緊密,在軍隊和民眾的共同支持下,有效地遏制了世家大族的反撲,遏制了世家大族的發展,遏制了官僚集團的膨脹。

呂布用法律的形式,廢除了奴役制度,規定任何人都不能蓄養中華帝國的公民為奴隸,任何地主、掌柜跟農民、伙計只存在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不存在從屬關系,又用法律的形式,規定只準國家組織武裝軍隊、審判勞改犯人,任何私人都無權組織武裝,無權逮捕審判監禁他人,任何私人只能聘請國家提供的警衛。

呂布的諸多老部下退役后,開辦了自負盈虧的武裝警衛公司,這些警衛公司都必須接受當地駐軍管理,不過因為每個武裝警衛公司自負盈虧,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迫使他們不斷地提高服務水平,讓很多富人都漸漸地感覺到,請來的警衛不比自己蓄養的差,當然他們也不敢蓄養武裝力量。

這樣的法律出來,在議政院、民眾的監督下執行,釜底抽薪地瓦解了世家大族的立身之本,呂布再制定出分家制度,讓每個脹大起來的世家大族都漸漸分化成許多個中等家庭。

而隨著全民教育的不斷加強,所有民眾的政治智慧都在不斷地提升,他們都接受了呂布的一個觀念,只有上面的皇帝、下面的民眾一上一下地監督著,官僚集團才能穩定地清廉地高效地為民眾效力,如果沒有上面的皇帝,官僚集團就會像沒有蓋子的水壺,熱水沸騰飛濺出來,會燙傷所有人,他們漸漸地認知到官僚集團會因為權力的不受約束而變成什么樣的怪物。民眾對呂布的支持越來越一致,當呂布確認他能掌控所有局勢的時候,他推出了全民科舉政策,并修正進入憲法,全民科舉若干年,又逐步推出了全民選舉的制度。

呂布得到天下的過程跟那一世的曹操、司馬懿有相似之處。所以他一直在吸取歷史上曹操、司馬懿家族失敗的教訓,避免自己好不容易創建起來的中華帝國二世而亡。

曹操父子和司馬氏,皆以“詐術”得國,為了克服篡位的意識形態障礙,他們在上層社會有意識地提倡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價值觀,使漢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毀。然而魏、晉亦自掘墳墓,最終失國于“詐術”。司馬氏得天下后,已無穩定的、進步的核心文化價值觀來維系自己的道統,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懾和利益誘惑來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認可和支持。但這種類似“分贓體制”的政治架構是很脆弱的。晉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亂”,一直到東晉南渡,豪門和大軍閥造反從來沒有間斷。

在“勝王敗寇”這種功利性極強的價值觀主導下,道統不存,社會精英的精神世界集體淪落,及時行樂、得過且過幾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選擇,因為明天是充滿變數、風險極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種麻醉,他們的人生已經找不到更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增“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斗富的故事更是為后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后被殺時,感嘆因為財惹禍,有人看中了他們家的財富。數百年后,晚唐詩人杜牧在石崇縱酒享樂的金谷園遺址上感嘆:“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從兩晉到南朝的宋、齊、良、陳,君主喪其國,奢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為這一階段的朝代更替幾乎都是權臣篡位,篡位的權臣同樣社會奢靡。

呂布繼續提倡忠孝等儒家之道,不過他重新定義忠孝仁義,忠誠是要對國家和代表國家的皇帝無條件忠誠,但對于上司要有限地忠誠,上司如果也忠于國家忠于皇帝勤政愛民清廉如水,那么他是值得忠誠的,但如果上司本身不忠于國家、不忠于皇帝、不勤政不清廉,他是不值得忠誠的,孝、仁、義都是如此。呂布在《大中華憲章》確立了君權神授,確立了皇帝乃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人,是國家的象征,是所有民眾的象征,忠于皇帝,也就是忠于國家,就是忠于人民。

呂布給整個華夏國灌輸了一個新的價值觀,促使中華民族成熟的價值觀,讓中華民族五千萬民眾睜開眼睛看世界,看世界如此遼闊,沒有必要為了眼下的土地、利益而拼得你死我活,完全可以到更廣闊的領土開拓生機,停止內耗,一律對外擴張,對外擴張、爭霸整個世界,在呂布未來幾十年的統治里,必將成為大中華帝國的最強音,滲透到每個漢人的血脈里。

大中華帝國的發展不再依賴于剝削勞苦大眾,不再依賴挖掘本地資源,而是靠不斷開拓疆土,開發異域疆土,因為呂布近乎神的存在,中華帝國所有民眾都知道天下不只有中華一塊寶地,高麗半島有金子,漠北雪原有煤炭有石油,西域有石油,倭國有白銀,東南半島能種植橡膠,一切原本看似蠻夷之地寸草不生的地方,都被呂布描述成了遍地黃金的寶地,呂布并沒有騙他們,一開始就遵照呂布的旨意到那里地方發掘到資源的人們頃刻間就成了富翁,后來者當然只能分得殘羹剩炙,不過中原腹地地多人少,分在每個人頭上的資源非常有限,一旦漢人前往周圍地廣人稀的蠻夷之地,不用說地下的資源,只說土地,已經足以讓很多漢人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