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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半年來又寫了三四十篇小文，承篠君的好意說可以出版，于是便結集起來，題上原有的名字曰“苦竹雜記”。“雜記”上本有小引，不過那是先寫的，就是寫于未有本文之先，所以還得要一篇后寫的，當作跋或序，對于本文略略有所說明。

但是這說明又很不容易，因為沒有什么可以說明，我所寫的總是那么樣的物事，一兩年內所出的《夜讀抄》和《苦茶隨筆》的序跋其實都可以移過來應用，也不必另起爐灶的來寫。這又似乎不大好，有點取巧，也有點偷懶。那么還只得從新寫起來，恰好在留存的信稿里有幾篇是談到寫文章的，可以抄來當作材料。其一，本年六月廿六日答南京陽君書云：

“手示誦悉。不佞非不忙，乃仍喜弄文字，讀者則大怒或怨不佞不從俗吶喊口號，轉喉觸諱，本所預期，但我總不知何以有非給人家去戴紅黑帽喝道不可之義務也。不佞文章思想拙且淺，不足當大雅一笑，這是自明的事實，唯凡奉行文藝政策以文學作政治的手段，無論新派舊派，都是一類，則于我為隔教，其所說無論是揚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不佞不幸為少信的人，對于信教者只是敬而遠之，況吃教者耶。國家衰亡，自當負一份責任，若云現在吶喊幾聲準我免罪，自愧不曾學會畫符念咒，不敢奉命也。紙先先生《震庚日記》極愿一讀，如擬刊行，或當勉識數行。草草不盡。”紅黑帽編竹作梅花眼為帽胎，長圓而頂尖，糊黑紙，頂掛雞毛，皂隸所戴，在知縣轎前喝道曰烏荷。此帽今已不見，但如買雜貨鋪小燈籠改作，便頃刻可就，或只嫌稍矮耳。其二是十月十七日晚與北平虞君書云：

“手書誦悉。近來作文別無進步，唯頗想為自己而寫，亦殊不易辦到，而能減少為人（無論是為啟蒙或投時好起見）的習氣總是好事，不過所減亦才分毫之末耳。因此希望能得一點作文之樂趣，此卻正合于不佞所謂識字讀書唯一用處在于消遣之說，可笑從前不知實用，反以此自苦，及今當思收之桑榆也。”其三是十一月六日答上海有君書云：

“來書征文，無以應命。足下需要創作，而不佞只能寫雜文，又大半抄書，則是文抄公也，二者相去豈不已遠哉。但是不佞之抄卻亦不易，夫天下之書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則自然只能選取其一二，又從而錄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難事也。明謝在杭著筆記曰‘文海披沙’，講學問不佞不敢比小草堂主人，若披沙揀金則工作未始不相似，亦正不敢不勉。我自己知道有特別缺點，蓋先天的沒有宗教的情緒，又后天的受了科學的影響，所以如不準稱唯物也總是神滅論者之徒，對于載道衛道奉教吃教的朋友都有點隔膜，雖然能體諒他們而終少同情，能寬容而心里還是疏遠。因此我看書時遇見正學的思想正宗的文章都望望然去之，真真連一眼都不瞟，如此便不知道翻過了多少頁多少冊，沒有看到一點好處，徒然花費了好些光陰。我的標準是那樣的寬而且窄，窄時網不進去，寬時又漏出去了，結果很難抓住看了中意，也就是可以抄的書。不問古今中外，我只喜歡兼具健全的物理與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和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之文章，理想固難達到，少少具體者也就不肯輕易放過。然而其事甚難。孤陋寡聞，一也。沙多金少，二也。若百中得一，又于其百中抄一，則已大喜悅，抄之不容易亦已可以不說矣。故不佞抄書并不比自己作文為不苦，然其甘苦則又非他人所能知耳。語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輒嘮叨寫此，以明寫小文抄書之難似易，如以一篇奉投，應請特予青眼，但是足下既決定需要創作，則此自可應無庸議了。”以上這些信都不是為“雜記”而寫的，所以未必能說明得剛好，不過就湊合著用罷了。我只想加添說一句，我仍舊是太積極，又寫這些無用文章，妨害我為自己而寫的主義，“畏天憫人”豈不與前此說“命運”是差不多的意思，這一年過去了沒有能夠消極一點，這是我所覺得很可悲的。我何時才真能專談風月講趣味，如許多熱心的朋友所期待者乎。我恐怕這不大容易。自己之不滿意只好且擱起不說，但因此而將使期待的朋友長此失望，則真是萬分的對不起也。

廿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知堂記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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