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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宋武暫平關中

《晉書·姚興載記》云：劉裕誅桓玄，遣參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南鄉，見第六章第五節。順陽，見第三章第九節。新野，見第三章第三節。舞陰，漢縣，在今河南泌陽縣北。此等皆興置以為郡。）蓋時桓氏遺孽，歸秦者多，劉裕恐其為患，故欲暫與通和；而興亦外患方殷，未能惡于晉；所置諸郡，亦本非其所能守也。然桓氏遺孽，興卒加以卵翼；譙縱、司馬休之等叛徒，興亦無不與相影響者；其終不可以久安審矣。故荊、雍既定，興又適死，而經略關、洛之師遂出。

義熙十二年，劉裕伐秦。八月，發京師。九月，次彭城。（見第五章第四節。）使王仲德督前鋒諸軍事，以水師入河。檀道濟、王鎮惡向洛陽。劉遵考、沈林子出石門。（見第五章第一節。）朱超石、胡藩向半城。（亦作畔城。據魏收《地形志》，在平原郡聊城縣。案聊城，漢縣，在今山東聊城縣西北。）咸受統于仲德。道濟、鎮惡自淮、肥步向許、洛。羌緣道城守，皆望風降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見第三章第四節。）偽兗州刺史韋華率眾歸順。仲德從陸道至梁城。（見第二章第三節。）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州北渡。仲德遂入滑臺。（見第六章第五節。）十月，眾軍至洛陽。王師之出，秦姚紹、姚恢等方討勃勃，取安定。（見第二章第二節。）紹還長安，言于泓曰：“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左仆射梁喜曰：“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若無安定，虜馬必及于郿、雍。”（郿，見第六章第九節。雍，見第三章第五節。）泓從之。吏部郎懿橫言：“恢于廣平之難有忠勛，未有殊賞。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征還朝廷。”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征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成皋，（見第三章第四節。）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其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其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陜津，（見第六章第一節。懿時鎮蒲阪。蒲阪，見第三章第四節。）為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塘。（見第三章第二節。）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我而西。”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檀道濟；主簿閻恢、楊度等，皆禹之黨，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余，南守柏谷塢；見第六章第五節。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見第五章第一節。）會陽城及成皋、滎陽、虎牢諸城悉降，（陽城，見第六章第五節。滎陽，見第二章第二節。虎牢，見第四章第二節。）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胡三省曰：偃師縣西南有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廟東有二石闕。）奔還。玄與毛德祖戰，敗死。（德祖，王鎮惡之司馬。）姚禹逾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遂留不進。（新安，湖城，皆見第三章第三節。）姚懿司馬孫暢，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陜津，散谷帛以賜河北夷夏。泓遣姚贊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她玄屯陜津，武衛姚驢屯潼關。（見第三章第三節。）懿遂舉兵僭號。姚紹入蒲阪，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明年，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趣長安。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姚紹、姚贊赴難，擊破之，殺恢及其三弟。

是歲，正月，劉裕以舟師發彭城。王鎮惡至宜陽。（見第三章第四節。）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胡三省曰：在秦所分立之河北郡河北縣，晉屬河東。案河東，見第二章第二節。）泓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陜北渡，攻蒲阪。泓遣姚驢救蒲阪，胡翼度據潼關。又進姚紹督中外諸軍，使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泓并州刺史尹昭夾攻檀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蒲阪城堅，非可卒克。攻之傷眾，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克潼關，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棄蒲阪，南向潼關。姚贊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

王仲德之入滑臺也，宣言“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于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魏明元帝聞之，詔其相州刺史叔孫建自河內向枋頭，（河內，見第二章第二節。枋頭，見第四章第二節。）以觀其勢。仲德入滑臺月余，又詔建波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尸于河。然建亦不能制仲德。明元帝令建與劉裕相聞，以觀其意。裕亦答言：“軍之初舉，將以重幣假途會彼邊鎮棄守。”明元帝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后，還路甚難；北上河岸，其行為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明元帝將從之。崔浩曰：“如此，裕必上岸北侵，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未若假之水道，縱其西入，然后興兵，塞其東歸之路。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夫為國之計，擇利而為之，豈顧昏姻酬一女子之惠哉？”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明元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時魏泰常二年，即晉義熙十三年二月也。三月，朱超石前鋒入河。魏遣黃門郎鵝青，（此據《宋書·朱齡石傳》。《魏書》作娥清。）安平公乙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虜所殺略。遣軍裁過岸，虜便退走，軍還即復東來。劉裕乃遣白直隊主丁昨，率七百人，及車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為卻月陳，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堅一白眊。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并未動。裕先命朱超石馳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于轅上。虜見營陳既立，乃進圍之。超石先以輕弓小箭射虜。虜以眾少兵弱，四面俱至。明元帝又遣其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托跋嵩即長孫嵩。魏人后來改氏，史家于其未改時，亦多依所改者書之。）遂肉薄攻營。于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眾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資大錘并千余張矟，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錘錘之。一矟輒洞貫三四虜。虜眾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陳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半城。超石率胡藩、劉榮祖等追之，復為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此戰也，以少擊眾，實可謂為一奇捷，晉可謂師武、臣力矣。魏師既敗，遂假晉以道。蓋索虜是時，亦破膽矣。（《魏書·長孫嵩傳》：大宗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岸列軍。次于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于栗磾傳》：鎮平陽。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筑壘于河上，親自守焉。裕遺栗磾書，假道西上。栗磾表聞，大宗許之。平原，見第二章第三節。平陽，見第二章第二節。）

魏人既許假道，劉裕遂至洛陽。使沈田子入上洛。（見第三章第五節。）進及青泥。姚泓使姚和都屯堯柳以備之。（青泥、堯柳，皆見第五章第六節。）姚紹以大眾逼檀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欲分軍據陽，（鄉，屬湖縣，今河南閱鄉縣。）斷其糧道。胡翼度言軍勢宜集，若偏師不利，則人心駭懼，紹乃止。紹旋歐血死，以后事托姚贊。眾力猶盛。劉裕至湖城，（見第三章第三節。）贊乃引退。七月，裕次陜城。遣沈林子從武關入，（武關，見第三章第三節。）會田子于青泥。姚泓欲自擊大軍，慮田子襲其后，欲先平田子，然后傾國東出。八月，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田子，躬將大眾隨其后。裕為田子所敗，泓退還灞上。（見第五章第六節。）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薛帛據河曲叛泓，裕遣朱超石、徐猗之會帛攻蒲阪，克之。賊以我眾少，復還攻城。猗之遇害，超石奔潼關。王鎮惡率水軍入渭。姚強屯兵河上，姚難屯香城，（在渭水北蒲津口。）為鎮惡所逼，引而西。姚泓自灞上還，次石橋以援之。（石橋，在長安東北。）姚強、姚難陳于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強，強戰死。難遁還長安。鎮惡直至渭橋，（在長安北。）棄船登岸。時姚丕守渭橋，為鎮惡所敗，泓自逍遙園赴之。（逍遙園，在長安東北。）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泓奔石橋。贊眾亦散。泓將妻子詣壘門降。贊率子弟、宗室百余人亦降。劉裕盡誅之。余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斬于市。

秦之未亡也，晉齊郡大守王懿降于魏，（齊郡，見第二章第三節。）上書陳計，謂劉裕在洛，以軍襲其后路，可不戰而克。魏明元帝善之。（《魏書·崔浩傳》。）姚贊亦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軹關，見第五章第一節。）引魏軍以躡裕后。于是明元帝敕長孫嵩：“簡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便率精銳，南出彭、沛。（沛，見第三章第一節。）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陜間，（崤山，見第五章第一節。）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眾力疲敝，比及秋月，徐乃乘之。”于是嵩與叔孫建自成皋南濟。裕克長安，乃班師。蓋魏人不意秦之亡如是其速也。然明元帝亦不武，不如勃勃之慓銳，故劉裕不能久駐長安，而關中遂入于夏。

《宋書·武帝紀》云：公之初克齊也，欲停鎮下邳，清蕩河、洛，以盧循之亂不果。及平姚秦，又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以劉穆之卒，乃歸。穆之者，東莞莒人，（莒，見第六章第八節。）世居京口。（見第四章第二節。）高祖起兵，為府主簿。從平京邑。高祖始至，諸大處分，倉卒立定，并所建也。遂委以心腹之任，動止諮焉。穆之才甚敏，（本傳云：穆之與朱齡石，并便尺牘。常于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又言高祖伐秦時，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并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而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決斷眾事。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后事，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西伐司馬休之，以中弟道憐知留任，事無大小，一決穆之。十二年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大尉留府，轉穆之左仆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蓋恃為留守之長城矣。穆之以十三年十一月卒，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于時朝廷大事，當決穆之者，并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余悉配世子中軍府；其倚任，遠非穆之之比矣。（穆之之歿，高祖表天子曰：“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謀，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功隱于視聽，事隔于皇朝，不可勝記。”此與魏武帝之惜荀文若正同。一代革易之際，必以武人位于大君，此不過藉其獷悍之氣，以肅清寇盜，駕馭武夫，至于改弦更張，所以掃除穢濁，而開百年郅治之基者，必藉有文學之士以為之輔。此其功，與武人正未易軒輊，特不如武人之赫赫在人耳目耳。然當革易之際，能為大君而開一代之治者，亦必非獷悍寡慮之流，不過武功文治，各有專長，不得不藉文人以為之輔。既相須之孔殷，自相得而益彰，其能相與有成，亦斷非徒為一身之計也。《宋書·王弘傳》言：弘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此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與謂荀文若不得其死者無異。《張邵傳》言：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可見穆之罹疾已久矣。《南史》言武帝受禪，每嘆憶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豈專為一身起見哉！）十二月，裕發長安。以弟二子義真為雍州刺史，留鎮，而留腹心將佐以輔之。以王修為長史。義真時年十二耳。十四年，正月，裕至彭城，復以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鎮蒲阪。遵考，裕族弟也，裕時諸子并弱，宗族惟有遵考，故用焉。赫連勃勃聞裕東歸，大悅。問取長安之策于王買德。買德教以置游兵，斷青泥、上洛之路，杜潼關、崤、陜，而以大兵進取長安。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子昌屯兵潼關；買德南斷青泥；而勃勃率大軍繼發。義真中兵參軍沈田子與司馬王鎮惡拒之北地。（見第二章第二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矯劉裕令，請鎮惡計事，于坐殺之。王修收殺田子。治中從事史傳弘之擊赫連頊，大破之，夏兵退。義真年少，賜與不節，王修每裁減之，左右并怨，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修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包等殺修。修既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于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于夏。勃勃進據咸陽，（見第六章第四節。）長安樵采路絕，不可守矣。十月，劉裕遣朱齡石代義真。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傅弘之謂宜棄車輕行，不從。《晉書·勃勃載記》云：“義真大掠而東，百姓遂逐朱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豈不痛哉？赫連潰率眾三萬，追擊義真。至青泥，為所及。蒯恩斷后，被執，死于虜中。（恩時遣入關迎義真者。）毛修之、傳弘之并沒于虜。（修之夏亡沒于魏。弘之，勃勃逼令降，不屈，時天寒，裸之，叫罵，見殺。）王敬先戍潼關之曹公壘，朱齡石率余眾就之。虜斷其水道，眾渴不能戰，城陷。被執至長安，皆見殺。劉裕遣朱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阪，直齡石棄長安去，濟河就之，亦與齡石并陷虜見殺。劉遵考南還，代以毛德祖，（義真中兵參軍。）勃勃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三萬攻之，德祖奔洛陽。關中遂沒。

《宋書·武三王傳》曰：高祖聞青泥敗，未得義真審問。有前至者，訪之，并云：“暗夜奔敗，無以知其存亡。”高祖怒甚，刻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段宏啟事，知義真已免，乃止。（宏義真中兵參軍，以義真免者。）此淺之乎測丈夫者也。高祖即善怒，豈以一子，輕動干戈？《鄭鮮之傳》云：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鮮之上表諫曰：“虜聞殿下親御大軍，必重兵守潼關。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圣躬。賊不敢乘勝過陜，遠懾大威故也。若輿駕造洛而反，兇丑更生揣量之心，必啟邊戎之患。江南颙颙，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鐘危殆；（伐司馬休之時，以劉鐘領石頭戍事，屯冶亭，有盜數百夜襲之，京師震駭，鐘討平之。冶亭，在建康東。）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三吳，見第三章第九節。）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兇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愿，必為亂矣。”此當時不克再舉之實情。《王仲德傳》云：高祖欲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為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后議之可也。”帝深納之。《武三王傳》亦言：高祖之發長安，諸將行役既久，咸有歸愿，止留偏將，不足鎮固人心，故以義真留鎮。洛陽不能久駐，而況長安？將士不免思歸，而況氓庶？勢之所限，雖英杰無如之何。《南史·謝晦傳》言：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與《武三王傳》之言適相反，固知史之所傳，不必其皆可信也。

世皆訾宋武之南歸，由其急于圖篡，以致“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淪寇手”，（司馬光語，見《通鑒》。）此乃王買德對赫連勃勃之辭，非敵國誹謗之言，則史家傅會之語，初非其實。宋武代晉，在當日，業已勢如振槁，即無關、洛之績，豈慮無成？茍其急于圖篡，平司馬休之后，徑篡可矣，何必多此伐秦一舉？武帝之于異己，雖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側之子必尚多。劉穆之死，后路無所付托，設有竊發，得不更詒大局之憂？欲攘外者必先安內，則武帝之南歸，亦不得訾其專為私計也。義真雖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將，不為不多。王鎮惡之死，事在正月十四日，而勃勃之圖長安，仍歷三時而后克，可見兵力實非不足。長安之陷，其關鍵，全在王修之死。義真之信讒，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苛責者也。惟其經略趙、魏，有志未遂，實為可惜。當時異族在中原之地者，皆已力盡而斃，惟鐵弗、拓跋二虜，起于塞北，力較厚而氣較雄；而拓跋氏破后燕后，尤為土廣而人眾。所以清定之者，實不當徒恃河南為根基，而斷當經營關中與河北，以非如是則勢不相及也，此觀于后來元嘉之喪敗而可知。武帝平秦之日，拓跋氏實無能為；鐵弗氏之兵力，亦極為有限。拓跋氏雖因力屈假道，初實為秦形援，后又侵擾河南，伐之實為有辭。鐵弗氏必不敢動。秦涼諸國，一聞王師入關，早已贍落。乞伏熾磐曾使求自效。沮渠蒙遜，猾夏最深，然朱齡石遣使招之，亦嘗上表求為前驅。（見第八節。）當時此諸國者，未嘗不可用之以威勃勃，而鐵弗氏與拓跋氏，本屬世仇；勃勃惟利是視；茍有事于拓跋氏，亦未必不可驅之，使與我相掎角。然則宋武設能留駐北方二三年，拓跋嗣或竟為什翼犍之續，亦未可知也。惟即如是，五胡亂華之禍，是否即此而訖，亦未可定。崔浩之為拓跋嗣策中國也，曰：“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劉裕亦不能守之。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為國有。”浩實乃心華夏者，其為此言，蓋所以息索虜之覬覦，而非為之計深遠，說別詳后。然于關中之情形，亦頗有合。宋武之平姚秦，已迫遲暮，其能竟此大業與否，亦可疑也。宋武之所闕，仍在于其度量之不弘。大抵人勛業所就，恒視乎其所豫期。長安之所以不守，實由將士之思歸，及其貪暴，（《王鎮惡傳》：是時關中豐盈，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觀于義真敗后，諸將尚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則平時極意收斂者，正不止鎮惡一人也。）而其所以如此，則平時之所以自期待者使之。神州陸沉，既百年矣，生斯土者，孰非其奇恥大辱？使為之率將者，果有恢復境壤，拯民涂炭之心，自不以消除關洛為已足；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為其所卵翼裁成者，自亦不敢啟思歸之念，懷欲貨之思矣。王鎮惡之至潼關也，姚紹率大眾距險，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縣軍遠入，轉輸不充，將士乏食。馳告高祖，求發糧援。時高祖緣河，索虜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初與鎮惡等期：克洛陽后，須大軍至，及是，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運？”此時王師實為一大危機，而鎮惡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遂復振，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靚衣冠，方仰圣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義真進督東秦，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歸本土，及置東秦，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嘆息。王鎮惡之死也，沈田子又殺其兄弟及從弟七人，惟鎮惡弟康，逃藏得免。與長安徙民張盱丑、劉云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余家，共保金墉，為守戰之備。時有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千余戶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為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自東垣（見第六章第五節。）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云臺。順明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為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索虜野圾城主黑弰公（即于栗磾。）游騎在芒上。（北邙山，在洛陽東北。）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救軍至，諸亡命乃各奔散。蓋遺黎之可用如此：關中誠如崔浩言，戎夷混并，然漢人之能為國宣力者實更多。即戎夷亦非無可用，此又證以后來柳元景之出師，蓋吳之反魏而可知者也。義真之歸也，將鎮洛陽，而河南蕭條，未及修理，乃改除揚州刺史。毛德祖全軍而歸，以為滎陽、京兆大守，尋遷司州刺史，戍虎牢。此等兵力，其不足以固河南審矣。鄭鮮之言：“西虜或為河、洛之患，今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蓋至此而徒保河南，棄置河北之勢成矣。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