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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晉初情勢

第一節 政俗之敝

晉武帝以荒淫怠惰，遺患后嗣名。然帝在歷代君主中，實尚未為大惡。所不幸者，則以僅足守成之才，而當開創之世耳。蓋晉之王業，雖若成于宣、景、文三朝，然其所就者，實僅篡竊之事，至于后漢以來，政治、風俗之積弊，百端待理者，實皆萃于武帝之初。此其艱巨，較諸陰謀篡竊，殆百倍過之。雖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猶未必其克濟，況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積敝，而因受惡名，亦可哀矣。

武帝嘗詔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泰始四年。）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泰始五年。）臨聽訟觀錄囚徒；（泰始四年、五年。）守令有政績及清稱者，賜之以谷；（王宏，夏謖，劉霄，梁柳。見《紀》泰始五年、咸寧元年。）詔刺史、二千石糾穢濁，舉公清；令內外群臣舉清能，拔寒素；（大康九年。）又屢詔舉人才；可見其非無意于為治。又嘗增吏俸；（泰始三年。）班律令；（泰始四年。）平吳后即定戶調式；罷軍役；去州郡兵；則亦有意于更制垂后。然是時之所急者，非立法，乃行政；非文誥之頻繁，乃督責之峻切；而帝于此，實最闕焉。伐吳之議，羊祜、杜預屢陣之，張華贊之，賈充始終沮遏，而帝仍以充總統諸軍。孫晧降，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謂“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其表與告捷同至。（見《晉書·秦秀傳》。）王渾與王濬爭功，詔責濬不受渾節度。濬言：“前被詔書，令渾、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當受渾節度之詔，以十二日起洛陽，濬十五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符。”詔文及發至日時，無可誣罔之理，而帝皆漫無別白，為之下者，不亦難乎？帝當篡位之初，即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見《紀》泰始元年。）以皇甫陶、傅玄共掌諫職。玄復歷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劉毅亦嘗為司隸。然毅終以峭直不至公輔。其所糾彈者，亦不能盡法懲治。劉頌言：“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于漢、魏之先，未可一旦直繩御下。”此或亦出于不得已。然頌又言：“為政矯世，自宜漸出公涂。張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漸靡而往，終得其濟”，此誠當日之急務也。朋黨之弊，蠹政傷民，所恃在上者有以燭其隱，折其機，乃能破私交而彰公法。杜預論伐吳之計曰：“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后難，故輕相同異也。”此武帝之寬所不當寬者也，而嚴所不當嚴，其弊尤大。愍懷大子之廢也，閻纘輿棺上書，以理其冤，不省。及皇大孫立，纘復上疏曰：“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大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拒命。后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于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以來，用法大嚴。遲速之間，輒至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強為，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征昌入，乃后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為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復敢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昭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鄉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大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圣意必變，大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奸兇毒藥，無緣得設，大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后聞頗有于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謹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云云。此過嚴之弊也。過寬之弊，由于武帝之縱弛，過嚴之弊，則其所由來者遠矣。《晉書·阮籍傳》言：“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為常。”當時如籍者，蓋不少矣。《易》曰：“棟撓之兇，不可以有輔也。”宣王之誅戮名士，不幾于自戕其輔佐乎？

《晉書·何曾傳》云：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詒厥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山濤傳》：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劉頌言：“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彩，以避目下之譴。人主恒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征，無逃其誅賞。”李重亦言：“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當時相需最殷者，實為督責之術，固夫人知之矣。劉頌又言：“善為政者，綱舉而網疏。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職矣。大奸犯政而亂兆庶者，類出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頓筆，下吏縱奸。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于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錯所急而倒所務”如此，欲以求治得乎？

晉武帝（236—290），即司馬炎，晉代開國皇帝，265—290年在位。西晉的建立使中國長達近百年的分裂局面暫時獲得統一。

武帝天資，本近夸毗，平吳以后，尤日即怠荒。史言其“耽于游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帝性好色。泰始九年，詣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姻。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大仆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嬪。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大康二年，詔選孫晧妓妾五千人入宮。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并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及七年，出后宮才人妓女以下，僅三百七十人而已。怠荒如此，復何暇為久遠之計哉？

凡功名之士，多非純正之徒，故守成與創業異情，而櫛風沐雨，共取天下之人，或不足以托孤寄命。然此亦隨創業者之心量而殊，茍有安民定國之志，自亦有具公心，抱大志者，相與有成，如魏武帝之有荀文若，蜀漢先主之有諸葛孔明是也。晉之宣、景、文，則誠所謂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者。黨附之者，自多傾險之徒。賈充父逵，為魏誠臣，而充黨于司馬氏，嗾成濟以成高貴鄉公之禍。文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愿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之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高貴鄉公引王沈及裴秀，數于東堂講燕屬文。及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帝。荀勖者，鐘會之從甥，少長會家。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文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勖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衛瓘以知數殺鐘會，又慮后患而戕鄧艾，即杜預亦譏其將不免。然預父恕，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而預尚文帝妹高陸公主，因此起家，以視王裒終身不應征聘，不西向坐，且絕管彥之婚者，能無愧乎？此外晉初元老，如石苞、鄭沖、王祥、荀、何曾、陳騫等，非鄉原之徒，則茍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此晉之所以再傳而即傾歟？劉頌論封建之利曰：“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樹國本根不深，無干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眾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強御，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其于魏、晉之興替，可謂洞燭其情。晉初之眾建親戚，蓋亦所謂“殷鑒不遠”者。然逮八王之亂，而親戚化為重臣矣。不惟圣人有金城之義，而恃私智以求安，庸可得乎？

晉初所任，非功臣之后，則外戚之倫。如山濤為宣穆皇后中表親，鐘會作亂，文帝將西征，而魏諸王公并在鄴，乃使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是也。然無督責之術，雖親戚亦胡可信？景獻皇后從父弟羊琇，居中護軍、散騎常侍之職十三年，恒典禁兵，預機密。選用多以得意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為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后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置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用人如此，雖有忠藎，亦何途以自靖？然偏任親戚者，勢固不得不爾也。王衍以妻為賈后親見任，而卒覆公，詒謀之不臧，其禍固有自來矣。

自后漢以來，選政久已不肅，而武人當道，又相扇以奢淫。貪欲迫之，則營求彌甚，而官方遂不可問。《武帝紀》言：帝承魏氏奢侈，乃厲以恭儉，敦以寡欲。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靷斷，詔以青麻代之。案帝即位之歲，即下詔大弘儉約。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泰始八年，又禁雕文綺組非法之物。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敕內外：敢有犯者罪之。似有意于挽回末俗矣。然以言教不如以身教。帝之營大廟也，致荊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涂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見《紀》泰始二年。）可謂示之軌物者乎？況乎其后宮之侈，又為古今所罕有也。帝嘗幸王濟宅。（濟，渾子，尚帝女常山公主。）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然不能有所懲也。故當時貴戚如王愷、（文明皇后弟。）羊琇、賈謐，（充孫。）勛臣如何曾、曾子劭、石崇、（苞子。）任愷、庾敳、和嶠、王濬，莫不僭侈而無極。雖負高名如王戎；能立功業如劉琨、陶侃者；亦不免焉。陸云拜吳王晏侍中，會晏于西園大營第室，云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彌廣。”傅咸當咸寧初，上書曰：“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可見時俗之漸靡，而武帝之空言訓誡，悉歸無效矣。要之當時之所急在齊斧，而帝無刀一割之用，此其所以萬舉而萬不當也。

經百年喪亂之余，人民所禱祀以求者，宜莫如休養生息。當時政事之及于民者，果何如乎？劉頌言：“董卓作亂，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為，茍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遍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糶。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余矣。”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荀勖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傳咸言：“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眾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并官息役之事，蓋終西晉之世，未之能行。平糶之法，據《晉書·食貨志》：泰始二年，即下詔令主者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劉頌言平糶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蓋亦徒有其法。至于綜核名實，整飭官方，則晉世之所為，尤翩其反而矣。

《晉書·潘尼傳》：尼著《安身論》曰：“祟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憂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茍不濟，能無爭乎？私茍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眾欲并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搆，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涂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于前，榮名扇其后；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托刎頸之歡，爭路則搆構刻骨之隙。于是浮偽波騰，曲辯云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于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杳，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于上，俗弊于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強，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于私欲，而終于爭伐哉？”此論實抉晉初風俗頹敗之由，蓋沿后漢之流而益甚者也。傅玄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后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其波靡一世如此。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茍晞為兗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遺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莫還。綱紀之頹敝如此，欲無淪喪得乎？武帝南郊禮畢，問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晉書·良吏傳》言：“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于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茍得為貴。流遁忘反，寖以為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惠帝紀》言：“帝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蓋其所由來者漸矣。

民間風俗，歷代遷變甚微，政事之隆窳，所以致一時之治亂者，實其士大夫之群及朝貴之執政權者為之。干寶論西晉之事曰：“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格淫辟，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逼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坊；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辟；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此寶所著《晉紀》之論，《晉書·懷愍二帝紀》取之。）蓋西晉之亡，其勢既如懸厓轉石，不可中止矣。此實合一群之人，積若干歲月所造之共業，非一二人所克挽回，亦非一二人所能尸其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