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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意識地后退一步，身旁已經空無一人。精神病也不傻，不會往刀口上撞，更何況他們其中很多都不是。我便眼睜睜地看著那那人轉過身來，像審判日降臨一般。死亡，生命，這兩個命題在我腦內自主繁衍擴散，完全不受思維控制，而此時的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反應，連逃都忘了。

終于，男人的面孔漸漸清晰起來，每根毛發，每個毛孔，都清晰得有如無限放大，于是有那么一秒鐘，我心里有什么沉重的東西落下了，因為我意識到，這人是剛子。

剛子也認出了我的臉，他本已向我撲來，卻在最后關頭扭轉了朝向，余留的眼神中夾雜了一絲同情。我大為驚訝，竟得到了他的同情。他頓了頓，又急促地喘了口氣，接著那兇器便捅向了聞風趕來的護士長前胸。

人群中有人吸氣過重而嗆至咳嗽不止，我往處掃了一眼，看見教授正弓腰捶胸，一臉要咳出肺來的痛苦。

這一邊，刀刃即將全部沒入的那一瞬間，護士長的表情定格在了震驚與疑惑中，她像是用盡最后的力氣問他：“為什么？”

而剛子卻突然殘忍而天真地笑了，他極緩慢地、一字一頓地說：“你們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們一個說法。”

突然天邊一聲炸響，驚雷適時地轟落在地平線上，不知誰帶頭喊了一聲，人群便也應景地炸裂開來，第一個撒腿狂奔的人帶來一陣過路風，接著那齊頭并進的架勢便卷起道道塵煙，我猶豫了幾秒鐘，果斷地加入了他們。一邊跑一邊忍不住回頭：剛子正不疾不徐地拉開外套拉鏈，一排土黃色的管狀物正纏繞腰間。他朝我點頭：“跑吧跑吧，我等你出去再炸。”

我木然地跟著人流擁向了村口，幾個狀如打手的男人猶豫了片刻躲進了路邊的平房里，從窗戶里探出半個腦袋，謹慎地四處張望著。

烏云壓得極低，一場暴雨迫在眉睫。

我停下腳步，最后一次回頭張望。及至跑到這里，我才終于分清虛幻與真實，才感受到思想的存在與消亡，才知道生命如同一場交響曲，有時起也有時落。醫院大樓仍在身后矗立著，我再沒有更多的感觸，大腦的運轉漸漸凝滯，下一刻便是劇烈的震動與撲面而來的強勁氣流，不知名的巨大悲傷在建筑物爆破的那一剎那襲來，像一床棉被將我死死籠罩在中央，擠壓著我的胸腔，使我無力呼吸，幾近死亡。恍惚中我似乎看見萬千光芒從那殘破的建筑物上空飛越過去，散射四方。

大雨隨即落下。

雨點砸在黃土里，塵土飛揚，那聲音紛紛擾擾，天空愈發黯淡。我的心中或許還留著點什么，是悲傷，是憤怒，是迷惘？瘋子們開始在雨中狂歡，他們歌唱，他們舞蹈，他們雀躍而不知所措，沒有人知道離開了這里又將去向何方。

“回家！”吳教授突然對天嘶吼，那嘈雜的人聲便在片刻間靜了下來，幾秒鐘后他們又向同一個方向進軍，如同茫茫非洲大草原上遷徙著的野象。

我突然在人群的對面看見了左寧，而他也已經發現了我，正逆著人流向我艱難進發，我突然鼻子一酸，有些難過得不知所以，定了定神，緩慢地移動在象群中，我們就像言情劇中常常出現的狗血重逢一般，帶著少女般的不安與悸動，向對方伸出手臂。

有一個世紀那么久，我的手指才觸碰到他細膩而熟悉的皮膚，接下來便是擁抱，熱烈而急促，百感交集卻又不言不語，我將五指插進他柔軟的發根，親吻著他溫暖的唇瓣。

我說我愛你，你信嗎？

事到如今我還有什么可想，惟有愛能讓我不再迷茫。我從來不知什么是愛，以前覺得不過是物質帶來的羈絆，或者關系不對等造就的迷戀，如今我算是徹底悟了：愛就是你幾乎失去一切的那個瞬間，仍舊陪伴著的那一絲不足為外人言的希望，是毋庸誓言捆綁、在絕望中依然不滅的一道光，是萬物抽絲剝繭本末倒置后還能張開雙臂迎來的懷抱，是一種無法用文字確切定義的細水長流與執著守候。

這場大雨徹底地澆滅了所有理性，我站在仿佛世紀末的絕壁邊緣，擁抱著最后的救贖。

晚上我回到了家，洗去了身上這么多天來的風塵，左寧一直陪在我身旁，電視里播著今晚的新聞。爆炸案，七死二傷，雨水控制了傷亡，原因未詳，仍待進一步調查。左寧告訴我他和林寒川這幾天幾乎把整個石城翻了個遍，已經報了失蹤。

我說：嗯。

左寧又問：知道是惹了誰嗎？

我搖頭：不知道。就你們兩個找我嗎？

他說：我把你的事情發在網上，但是沒多久就被刪了，輿論受到了控制，林檢說這案子現在是全國數一數二的敏感案，你辦了這案子，估計也被感染成盯防對象了。

我說我賈臣辦案這么多年還沒到政治迫害的級別，應該不至于，佟帥案一審結果出來了沒？

他點頭：出來了，死刑。

我心里早已有數，長嘆一口氣，收拾了桌上的碗筷鉆進廚房里，一邊洗碗一邊盤算，弄了一半突然想起什么，打了個電話給袁城，誰知他電話一直忙音，再用左寧的手機打過去，他倒是接了，然而一聽是我的聲音便立刻掛斷。我心寒得不行，知道他已與我劃清界限，避我不及，生怕被感染。

我又呆坐了一陣，理不清的思緒讓我變得煩躁不安，正打算去陽臺抽根煙靜一靜，誰知林寒川的電話竟呼了進來。

“趕緊跑，往西跑，找個地方先躲一陣，避避風頭。”他的聲音很低但很急促，“我不方便多說，就跟你交待一句，這次是真的要搞你了。”

54、最后一槍 ...

第一次見到袁城的時候，我才十七歲，正讀高中。

那年的北京城發生了一件特別了不起的事情，這件事甚至轟動了全世界，很多年輕人將自己的前途與國家的命運掛靠在了一起，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跨出了毅然決然的一步。我尤其記得那時剛離開師范沒多久的班主任擅自做主停了課，以表對北方運動的聲援。但社會事件的爆發遠不及停課帶來的興奮更能激動人心，我們雖然在校園里組織起一個N大附屬高中學生自治聯合會，討論并傳播來自第一線的消息——但其實還是玩樂，三五成群，占據教室的幾個邊角，打牌，吹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