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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睫的托福考試是陳更的救命稻草。

寒假的她終于過上了規律平淡卻略顯奢侈的生活。清早坐車去市立圖書館的路上聽托福聽力，上午則寫夏校的文書。中午回家找TPO來刷，準備來準備去還是那幾個例子，還有那些“兩個觀點加兩個例子”的答題結構。

忙碌讓陳更忘記了那些風花雪月，雖然她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經不在意了。偶爾的鈍痛也不再是為了那個不歡而散的談話，而是為自己不長進的口語發愁。

哲學社的同學中，除了趙文欣，其他人都已不用再刷托福。趙文欣比她早一年A市的公立高中轉學來，和陳更一樣的半路出家。

陳更每天晚上都和她掐時間練口語。

趙文欣上學期一口氣報了四次托福，這是最后一次，ETS剛好宣布漲價。

“這次能出分嗎？我真的不想再考了。”

“不知道。” 陳更對自己沒什么信心，“我也不想再給ETS送錢了。”

“這就是我的最后一次，我實在受不了沒有盡頭的比較。”

趙文欣一股腦地抖出心里埋了許久的抱怨，還有一發不可收拾的趨勢: “去年的時候大家都還說著1500分萬歲，12月的SAT一下子把分數拉得那么高。好多人因為那次做過重復的考題就首戰告捷，而我們這些沒有那么幸運的還得面臨更嚴峻的curve和更inflation的分數。”

（*SAT考試成績會根據每場考試的難度來調整成績，curve嚴格即是兩場考試錯題一樣的情況下扣分更多）

憂心忡忡的趙文欣簡直就是一年前的她自己。陳更想道。T大和P大是絕大多數學子向往的地方，陳更自己也是如此。然而，即使現在不再單一論分數定學校，互相攀比的心還是躁動著。

她幾乎從不和周圍人聊標化考試。王應呈九年級的時候已經考了114分，還去過Andover的夏校，陳更不會自討沒趣地和他聊成績。哲學社另一個社長張晉之也是一號人物，去年開學考了116分就瀟灑結束戰斗。

于是在相熟的幾個同學里，也只有她和趙文欣兩人還能相互安慰。陳更曾經問王應呈在哪里補習的托福，他卻早已記不起補習老師的名字，“那是好久之前申請美高時候的事了。”

好久之前。

平行世界里的陳更做著那個埋頭寫題的少女，那個時間線里還有徐行和他們之間的雞毛蒜皮。王應呈和她的生活遙遠地平行著，好像永遠不會相交，卻戲劇性地因為她的一時興起而開始重迭。

趙文欣轉學前就在北京的中學讀書，每個學校的底細都摸得很清楚。陳更開玩笑說她最適合去當偵探——A市每年哪個學校錄哪個藤，那個人考了多少分， 她都能信手拈來。

“我這次上了110，我就不再考了，反正我也沒有想過申請ivy，不想再和別人搶名額了。” 趙文欣低聲說道。

“我覺得你不會的，我也不會。咱們都不是世外高人型選手，也舍不得放手。”

通過話筒傳來的聲音渺遠又模糊，信號斷斷續續。陳更不知道對方回了些什么，但這句話也是說給她自己聽。

作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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