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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府，幾近干涸的西川水邊，一中年男子負手而立。他雖衣衫染有風塵，但面色紅潤，體態精實，與周遭蕭索凄清的光景格格不入。

“馬大人……”那男子蹲下身，抓起河岸邊的一抔黃土，細細凝視。左右兩個背弓挾棍的隨從不明所以，小聲勸道，“土臟，別污了大人的衣衫。”

那男子不理他們，自深思片刻，俄然拋土起身，長嘆一聲：“二位不知，我雖在朝為官，亦出身于此處。祖、父一生與此物打交道，供我讀書科舉，僥幸得蒙圣恩，才棄耕入仕。這土生我養我，我若嫌棄，豈不成了數典忘祖之輩？”

那兩個隨從互看一眼，相對無言。他們受府中指派，一直貼身保護這個名叫馬懋才的大人。可這位大人與旁官不同，不坐明堂，幾日來反而一直在府中各鄉各鎮走動查訪。他倆疑惑，也不敢多嘴，因為據府中胥吏透露，這馬大人雖然官不大，這次出來，竟是奉了當今圣上的親旨，是能夠上達天聽的人物，萬萬得罪怠慢不起的。

知曉了此中利害，他二人這一路端的是勤心勤力，絲毫不懈怠。

他們的小心沒有錯，因為這位馬懋才的確是皇帝特意派出巡查地方的幾個“兵備行人”之一。

去歲大明天啟帝朱由校駕崩，其異母弟朱由檢受遺命上位，在當年底便一舉擊滅為亂一時的閹黨，成功穩住了內部局勢，并于本年初改年號為“崇禎”。

新帝初立，就剪除大閹，好生意氣風發，內部漸靖，自然將目光轉向了外部。其時明廷外部有著兩大隱患。其一，在關外虎視的后金；其二，荼毒于陜地的天災人亂。這二者中，又分內外，后金為外，陜事為內。

攘外必先安內，治國之理。崇禎理政伊始就將陜地的災情列為首要的關注目標，也因此派出了包括馬懋才在內的一些人作為朝使，行耳目之責，來地方上考察災情。

馬懋才早年外出游學，自天啟五年中進士后，已多年未曾回鄉。他是延安府安塞人，記憶中，橫亙安塞縣境內的西川水雖不大，可也終年流淌，深沒及膝，少時自己沒少在河水中嬉戲。可現在，若非親眼眼望著幾近龜裂的西川水河床，他打死也不信這條養育自己長大的河水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陜地天災，自天啟年間便已經開始，到了今年旱魃為虐、草木凋零，從清澗自膚施沿路而行，目及所在，無不是赤地千里、十河九枯。然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旱情未了，蝗災、瘟疫接踵而至，百姓無食且病，餓殍枕藉，慘毒萬狀。

馬懋才這次專程回鄉看了看，因為有著自己的關系，家中以及幾個親近的親戚日子還算過得去，然而更多的人因走投無路不得不掘草根、采白石為食以至于為了一點兒口糧賣子鬻妻。更令他悚然的是，聽說有些地方甚至“人相食”。

這已經不是人間，而是阿鼻地獄！

馬懋才在五月間結束了對陜地災情的考察，并以自己所見所聞，詳實記載在了《備陳大饑疏》，上奏崇禎帝。

其中不但有著“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號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等等慘絕人寰的描述，更有如“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的言語。

人為盜。

也許在此時的朝廷各級看來，只不過是些饑民而已。他們卻渾無法想象，在一年、三年以至于十年二十年后，這些饑民將會與各地逃兵、礦徒甚至白蓮教徒等等合流，使反抗朝廷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

而這一日，很快就到來了。

崇禎八年，在馬懋才寫下《備陳大饑疏》的八年后，陜、晉、豫、川、楚、淮等地叛逆愈演愈烈，遍地皆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