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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剛剛才意識到。”他的語氣很真誠。
辛斯基不想兜圈子。“你是誰?”
“某個想幫助你的人,趁著還不算太晚。我有貝特朗·佐布里斯特制作的一段視頻。他要我向全世界公布……就在明天。我認為你需要立刻看一看。”
“那上面說什么?”
“電話里說不方便。我們得見個面。”
“我怎么知道我該相信你?”
“因為我正要告訴你羅伯特·蘭登的位置……以及他為什么行動怪異。”
辛斯基聽到蘭登的名字時打了個趔趄,然后驚訝地聽完了對方的離奇解釋。這個人似乎在過去一年中與她的敵人沆瀣一氣,可在聽完詳情后,她的直覺告訴她,她需要相信這個人所說的話。
我別無選擇只能答應他。
雙方資源整合后,動用那架“被拋棄的”奈特捷“獎狀優勝”飛機就成了輕而易舉的事。辛斯基和士兵們現在處于追趕狀態,正欲飛往威尼斯,因為按照這個人提供的情報,蘭登和他的兩個旅伴此刻正搭乘火車抵達那里。現在已經來不及動用地方當局了,但電話那頭的男人聲稱他知道蘭登要去哪里。
圣馬可廣場?一想到威尼斯人群最密集的地方,辛斯基就感到渾身發涼。“你是怎么知道的?”
“電話里說不方便,”對方說,“但我必須告訴你,羅伯特·蘭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一個非常危險的人同行。”
“誰?!”辛斯基問。
“佐布里斯特最親密的知己。”對方重重地嘆了口氣。“一個我信任的人,但那顯然是個愚蠢的錯誤。我相信這個人現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私人飛機搭載著辛斯基和六名士兵向威尼斯的馬可波羅機場飛去,辛斯基的思緒回到了羅伯特·蘭登身上。他失去了記憶?他什么都想不起來了?這個怪異的消息雖然解釋了幾件事,卻讓辛斯基更加難受。她早就后悔讓那位杰出的學者卷入到這場危機中來了。
我讓他別無選擇。
差不多兩天前,當辛斯基把蘭登招募過來時,她甚至都沒有讓他回家去取護照。相反,她安排他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特別聯絡人,不露聲色地通過了佛羅倫薩機場。
當笨重的c-130升入空中、向東橫跨大西洋時,辛斯基看了一眼身旁的蘭登,注意到他好像不太舒服。他死死地盯著機身沒有窗戶的側墻。
“教授,你發現這架飛機沒有窗戶了?它前不久還是一架軍用運輸機。”
蘭登轉過身,臉色慘白。“是的,我一進來就注意到了。我在密閉的空間里感覺不舒服。”
“所以你假裝在望著一個想象出來的窗戶?”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差不多吧。”
“那么你看著這個。”她抽出一張照片,放到他面前。照片上是她那位瘦高個、綠眼睛的死敵。“這就是貝特朗·佐布里斯特。”
辛斯基已經向蘭登講述了自己在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與佐布里斯特的交鋒,他對人口末日方程式的狂熱,他那流傳甚廣的對黑死病給全球帶來益處的論述,以及最為不祥的情況即他在過去一年中徹底銷聲匿跡了。
“那么著名的人物怎么能隱藏這么久而不被人發現呢?”蘭登問。
“有許多人在幫他。非常專業的幫助。甚至有可能是某個外國政府。”
“什么樣的政府會容忍有人制造瘟疫呢?”
“那種試圖從黑市上購買核彈頭的政府。別忘了,一種高效的瘟疫也是終極生化武器,相當值錢。佐布里斯特可以輕而易舉地向他的合作者撒謊,向他們保證自己創造的東西用途有限。只有佐布里斯特一個人知道他所創造的東西事實上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
蘭登陷入了沉默。
“不管怎么說,”辛斯基繼續說道,“即便不是沖著權力或金錢,那些幫助佐布里斯特的人也會因為贊同他的思想而幫他。佐布里斯特有的是信徒,這些人愿意為他做任何事。他也是個名人。事實上,他不久前曾在你們大學發表過一個演說。”
“在哈佛大學?”
辛斯基掏出一支鉛筆,在佐布里斯特照片的邊上寫了字母h,并且在字母后面添上了一個加號。“你是符號學專家,”她說,“你認識這個嗎?”
h+
“h+,”蘭登微微點點頭。“當然認識。幾年前的夏天,校園里到處貼滿了這個符號。我猜想是一個化學會議。”
辛斯基微微一笑。“不,那其實是2010年的‘人類+’峰會,是超人類主義最大的聚會。h+是超人類主義運動的標識。”
蘭登頭一歪,仿佛要弄明白這個術語。
辛斯基說,“超人類主義是一種思想運動,可以被視為一種哲學,而且正快速在科學界扎根。它的基本理念是人類應該運用技術來超越我們軀體天生的弱點,換句話說,人類進化的下一步,應該是著手將生物工程應用在我們自己身上。”
“聽上去不妙。”蘭登說。
“像所有變化一樣,那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從技術角度來說,我們多年來一直在改變我們自己的基因結構——研發各種疫苗,讓兒童對某些疾病產生免疫力……小兒麻痹癥、天花、傷寒。不同之處在于,現在有了佐布里斯特在生殖細胞系基因工程方面取得的突破,我們正逐步了解如何創造可繼承的免疫接種,也就是將在核心生殖細胞系層面上影響接種對象的疫苗——讓此后的每一代人永遠對這些疾病具有免疫力。”
蘭登似乎吃了一驚。“這么說,人類將經歷一次新的進化,會對許多疾病產生免疫力,比如說傷寒?”
“這更像是輔助進化,”辛斯基糾正他的話,“在正常情況下,進化過程——無論是肺魚進化出足,還是猿猴進化出與其他手指相對的拇指——都需要數千年的時間才能發生。我們現在可以在一代人身上創造出對應劇烈變化的遺傳適應。支持這項技術的人將它視為達爾文‘適者生存’的最終表現——人類變成了一個學會改進自己進化過程的物種。”
“這更像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蘭登說。
“我完全同意,”辛斯基說,“但是佐布里斯特與其他許多超人類主義者不同,他竭力辯解說運用我們已掌握的所有力量——比如生殖細胞系基因突變——來改善我們這個物種是人類的進化義務。問題是我們的基因組成就像一個紙牌搭成的屋子,每一張紙牌都與無數其他紙牌相連且得到它們的支撐,其背后的支撐方式常常超出我們的想象。如果我們試圖去除某個人類特性,我們可能同時造成幾百種其他特征發生移位,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蘭登點點頭。“進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是有道理的。”
“正是!”辛斯基說。她發現自己越來越喜歡這位教授。“我們正在胡亂地擺弄一個花了千萬年才完成的過程。現在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時刻。我們基本上已經擁有了激活某些基因序列的能力,而這將使我們的后代更加靈敏,更有耐力、體力更強,智力更高——從本質上說成為一種超級人種。這些假設中的‘基因增強’人就是超人類主義者所稱的后人類,有些人相信那將是我們物種的未來。”
“聽上去很怪異,有點像優生學。”蘭登說。
這句評論讓辛斯基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納粹科學家們涉足過一種他們稱作優生學的技術,企圖用初級基因工程來提高那些具有某些“優秀”基因特質的人的出生率,同時降低那些具有“劣質”種族特質的人的出生率。
基因層面上的種族清洗。
“他們之間有一些相似之處,”辛斯基承認道,“雖然目前還很難預測人如何能創造出新的人種,但這個世界上有許多聰明人都相信,開啟這個過程對于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超人類主義雜志《h+》的一位撰稿人將生殖細胞系基因工程稱作‘毫無疑問的下一步’,并且宣稱它‘濃縮了我們物種真正的潛能’。”辛斯基停頓了一下。“此后,為了捍衛該雜志,他們還在《探索》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世界上最危險的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