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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丟掉最初的兩章之外我至此所寫的全部章節(并且,實際上,我最后是從頭開始重寫了這本小說),但很快,對我來說,這樣做是值得的這點就越來越明顯,因為這是最終的點子,會推動我完成全書的點子。我之前曾觀察到科幻小說共有的一個缺陷,那就是幾乎所有的主角看起來都是從宙斯的腦袋里跳出來的成人(注:希臘神話。雅典娜其母為智慧女神,父親為最有力的神宙斯,宙斯因而恐懼她可能就是預言中要推翻其統治的兒女,于是將其母吞噬。但之后他頭疼不止,不得不劈開頭顱,雅典娜就從劈開的縫隙中跳出來,一出生就是大人相貌,渾身披掛甲胄。)——沒人有家人。如果居然提到了父母,那也是告訴你他們死了,或者他們是人性如此惡劣的樣本,讓主角急不可待地要離開家鄉小鎮。
還不光是沒有父母,很少有科幻小說的主角會結婚生子。簡而言之,大多數科幻小說的主角們都完全是永遠的青年(注:參見彼得·潘故事。他和其他一些孩子們居住在永不島上,永遠長不大),孤獨的流浪者,在宇宙中游蕩,逃避責任。這并不令人意外。浪漫故事不變的主角必然是個正在經歷人類生命的青春期的人。兒童期——我在我小說中最經常涉及的年紀——是個完全依賴于他人來創造我們的自我認知和世界觀的時候。小孩子們樂于接受其他人告訴他們的哪怕是最荒誕的故事,因為他們既乏條件也無勇氣質疑。他們成群結伙,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么獨立,無論是體力上還是智力上。
不過,漸漸地,這種依賴性消失了——然后,當孩子們初次窺見一個和他們以為自己所在的世界不同的世界,他們就會打碎成年人加諸他們的最后的桎梏,就像一只雛鳥從最后幾片蛋殼中掙脫。浪漫故事的主角是無拘無束的。他不屬于任何社群;他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做好事(以他的觀點判斷的好事),但隨后就離開。這是青春的生命,充滿了熱情,激動,魔力,和無限的可能;但是缺少責任感,很少會想著必須留下來承擔錯誤的后果。在青春的——浪漫的——生命里,所有事情都以雙倍的速度和雙倍的分量在進行。
只有孤獨變得不可承受的時候青年人才會讓自己扎根停留,或者想要扎根停留。那也許是也許不是在他們童年時所在的社群,他們進入成年以后也許會也許不會回復他們在童年時的自我認知和人際關系。而且,事實上,很多人在成年后失敗了,于是不斷地回頭追尋青春的自由和熱情。但正是那些成功者們創造了文明。
大多數科幻小說都是關于青年主角的,是的——但這只是因為大多數小說都是給青年人看的。這并不是在說關于青年人的小說就必然是青春小說,無論是從面向青年讀者的角度還是從小說的不成熟或者不完善的角度而言。但大多數故事敘述者創作他們的傳說時仍然圍繞著四處游蕩的主角們——或者是為了故事變得四處游蕩的主角們。除了青年人,還有誰能自由自在地進行我們到故事敘述者那里要滿足我們的饑渴的時候大多數人在尋求著的冒險呢?
但對我而言,至少,最重要的故事是那些個告訴我們要怎么做個文明人的:那些關于孩子們和成年人們,關于責任和歸屬的故事。多年來,自己也還不是個成人,我一直專注于孩子的視角,但到寫逝者言說人的時候我的年紀已經夠大了,并且也許(終于)夠文明了,能從一個成年人的觀點——不必是父母的視角,但得是一個對家庭有責任感的成年人——來創造一個小小的家族社群。這個成年人應該是安德,我知道;而那些孩子們應該被寫成一個整體和每個成員都飽受苦難的家庭。如此一來,我開始將逝者言說人當作一個完美的機會,來展示些在這一類關于奇觀壯景的故事當中很少看到的東西:我可以展示一個變化中的家庭的奇跡。
在此決定下,自然,焦點改變了。小說不再單單是關于異族小家伙們的神秘故事。現在它至少同樣多地是關于諾婉華的家庭的救贖,他們這受傷的社群的治愈。它更是關于社群本身的概念的——神跡鎮的社群,小家伙們部族的社群。
這并不好寫。大多數小說都僅僅展現兩個,或者至多三個,人物之間的關系。這是因為每當有新的重要人物加入故事當中,創造每個人物的難度都會增加。人物,正如大多數作家的理解,實際上是通過他們和其他人的關系來塑造的。如果只有兩個關鍵人物,那就只有一個關系要探討。不過,如果有三個人物,那就有四個關系:a和b之間,b和c之間,c和a之間,還有最后,三人全體一起的關系。
而且這都還沒開始涉及復雜性——因為在真實生活里,至少是大多數的人們,在他們和不同的人相處的時候,是至少會有些許的改變的。這些改變有可能相當重大——我清楚記得我在猶他州的夏日陽光劇院做演員的那個夏天。我那時19歲,極力要說服自己和他人我是個男人,所以跟其他演員在一塊的時候我變得至少跟他們當中大多數未成年人一樣粗俗——不,是污言穢語,思想下流。我努力把我的粗話說得流暢伶俐些,并從其他人那里博得了屬于我的一份笑聲。但整個這一段時間內,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在深夜以瘋狂的速度下山,為了回到一個某些字眼絕不可以說出來的家里。我沒有說出他們。在我的家人面前我一次也沒有說出或者漏出我在夏日劇院其他演員們面前那種說話方式。這也無需啥赫拉克勒斯式的辛勞(參見后文注解)。我并沒有想要改變我的舉止,那自然而然就發生了。當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時候我不是同一個人。
我在我的朋友們,其他的家庭成員身上一次又一次看到這種現象。我們的舉止,,我們的習氣,我們講話的態度完全改變了,當我們從一個場合移動到另外一個的時候。你認識的人拿起電話的時候聽聽他說話。我們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腔調;我們的態度,我們的情緒都視乎我們與之相伴的是誰而改變。
所以一個故事敘述者必須得創造三個人物的時候,每個不同的關系需要其中的每個人物都有所改變,盡管是輕微的,視乎這個關系如何塑造他或者她此刻的認知。因此,在一個三個人物的故事當中,希望這三個人物的真實性能夠讓我們信服的故事敘述者其實得構造十二個不同的個性,每人四個。
那么,當你由一個包括一個母親,一個死去的父親,六個麻煩的孩子的家庭開始,然后又加進一個闖入這個家庭并改變了他們中的每一個的陌生人的時候,會發生什么?在我看來這像是一個西西弗斯式的任務(注:指徒勞無功永無止境的努力。參見希臘神話西西弗斯的受罰故事),因為我得塑造出(或者至少暗示出)成打的個性,包括他們塑造出來應對他們死去的父親的,然后,清晰地展現出他們所有人怎樣在安德對他們的生命的影響下改變。
無論如何,這些當中的相當一部分,在實際寫下這本小說的新大綱之時必須克服。我當前的任務便是把諾婉華的孩子們清晰地區分開來,在讀者第一次面對他們的時候。我坐在跟格里格同住的房間里,給每個孩子分配幾個能幫助讀者記住他們的直接的明顯的特征。噢,嗯,奧爾哈多是那個有金屬眼睛的;科尤拉是那個沉默許久然后語出駭人的;格雷戈是那個暴力的小家伙;金姆是個宗教狂;艾拉是疲憊的母親式的;米羅是長子,其他人眼里的英雄。這些”鉤子”只能完成介紹孩子們的工作——我還得在此基礎上深入得多地塑造他們——但找到了這些鉤子以后,我有了能讓我充滿信心地進行下去的計劃。
我的小說,終于,對我敞開了,我從星云獎周末會回到家里,在一個月里寫完了整部小說,從頭到尾。正如我對我的寫作班學生們所說,一旦你找到了正確的開頭,結尾幾乎是自己自動寫出來的。
不過,還有個問題。不管一本小說計劃得多好——至少在我而言,我能寫出來之前它非得計劃得好好的不可——在寫作過程中總會有些你并未計劃到的東西冒出來。舉個例子,在我的造物者艾爾文系列小說當中,小佩吉和亞瑟·斯圖爾特這些人物在我的大綱里面根本沒有,但他們現在處于故事的核心。而在逝者言說人當中,珍這個人物也不在我制定的大綱當中。噢,是的,我給了他一個通過他耳朵里的飾品的計算機鏈接,但我不知道那會是個人。珍的出現就是因為描寫她和安德之間的關系是那么的有趣。她有助于讓他更生動活潑(他原本很容易變成一個沉悶乏味的成年人),而在此過程中她自己獲得了生命。在我完成逝者言說人的時候,珍已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并且第三部,異種滅絕的大部分內容都圍繞著她進行。
噢,是的。第三部。我本來從未計劃過寫第三部。實際上,我真的沒打算過寫第一部——言說人最初是想要寫成單本的。但就在我寫下言說人的最后幾章的時候,芭芭拉·波娃打電話來說她把安德三部曲賣給了一家英國出版社。
“安德三部曲?”我問道,“芭芭拉,只有兩部啊。”
自然,她有點尷尬。當然她隨時可以回頭重新談判只賣兩本。但首先,我能不能想一下,看看有沒有可能我可以補上我想要寫出來的第三個故事?
就在這時我清楚地知道了我想要寫的故事。它跟安德·維金或者任何逝者言說人當中的人物都無關。它倒是來自我職業早期的一個舊題材,一個當時在戴爾出版社的吉姆·弗倫克爾拒收了的,因為我那時作為一個作者,要把握如此困難的一個題材還不夠成熟。不過,解決了逝者言說人的問題之后,我感到我沒什么不能克服的。自從我想到那個故事,那時它叫做菲洛子,已經很多年了,不過通過把安德·維金放進這個故事里,我或許可以讓菲洛子它籍由他的出場跟言說人一樣起死回生。這可能嗎?當然,我也許會失敗,但為什么不試試呢?
此外——下面你們就要知道我真正卑鄙的地方啦——寫一個第三部書意味著我不必想出解決那兩條松散情節的辦法,我知道它們在言說人的結尾會懸而未決:那位蟲后怎么樣了?星河議會派出的艦隊又怎么樣了?
通過同意寫第三部,我可以把這些問題留給續集,因為我是個可恥的懶漢,我忙不迭地跳起來抓住這個機會。我跳得太快了——這本書完完全全就跟吉姆·弗倫克爾當年告訴我的那樣難寫,花了好些年才搞定——即使那時,它也是我所有的小說當中對話最多,最富于哲理的,遠勝同儕,當初菲洛子的大綱就是這么要求的。在這些年里第三部的標題變了,從安德的孩子們變成了異種滅絕,而且它還長成了兩部書,所以就連異種滅絕也沒有完結整個故事(不過下一本會完結的,我發誓!)
并且,就像之前的逝者言說人一樣,異種滅絕是我到那時為止寫過的最難寫的書。你看,一個故事敘述者的工作并不會隨著我們獲得更多的經驗而簡單起來,因為一旦我們學到怎么做某件事,我們就不會為再做完全同樣的事情而激動——或者至少我們當中大多數不會。我們不斷想要找到些對我們而言太難講述的故事——然后讓我們自己學會如何講述它們。如果我們成功了,那么也許我們可以寫出越來越好的書,或者至少是越來越有挑戰性的,或者,最少最少,我們不會對我們自己感到厭煩。
不過,有個危險在我每寫一本書的時候都會讓我有點害怕,我會不會超越自我太頻繁,想要寫出一個我,坦白地說,天分不足或者技巧不足以寫出來的故事?這是每個故事敘述者都面對的兩難處境。失敗是痛苦的。但一個故事敘述者不再想要嘗試,那更加悲哀得多。
現在我恐怕我對你們說的關于逝者言說人是如何創作出來的事情已經比你們本來想要知道的還多了。一個作家的生活真的很煩人。我寫的故事里人們去冒險,去尋覓,去改變世界。但說到我的生活,它主要的成分都是在家里轉圈,在我不得不寫的時候寫作,只要可以不寫的時候就打電腦游戲或者看電視。我真實的生活是跟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們在一起;到教堂去,教我的星期日課堂;和我的家人和朋友們保持聯絡;還有每個父親的首要職責,關上整棟房里的燈,嘟囔著我看起來是唯一在乎要關掉它們的人因為我是唯一得去換掉那些討厭的燈泡的人。我懷疑這些當中能有多少故事的成分。
但我希望在安德·維金,諾婉華,米羅,艾拉,人類,珍,蟲后,以及本書中的其他許多人的生活中,你可以找到值得記在腦海中,或許甚至值得銘刻于心的故事。這是比暢銷榜單,版稅協議聲明,獎項,或者評論更有價值的報償。因為在本書的一頁頁里,你與我會一對一地見面,我的思想和你的,而你會進入一個我所創造的世界,并在那里居住,不是作為一個我控制下的人物,而是作為一個有著你自己的思想的人。如果你能夠,你也可以創造你自己的故事,按照你想要的樣子。我希望我的故事能足夠真實,足夠有彈性,好讓你能把它變成一個值得生活其中的世界。
奧森·斯科特·卡德
于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博羅
199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