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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教育部設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同時接收了這批檔案。胡玉縉被任命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主任。

看著八千麻袋一天一天的少，胡玉縉愁得睡不著覺。他不是怕檔案少了上司怪罪，而是怕工役們放火。

這是為什么？

胡玉縉做過張之洞幕僚，當過禮學館纂修。博學開明富有民主精神，又是深研舊學，熟知前朝掌故。

他心里惦記武英殿火災，恨不得睡在敬一亭。

這話從何說起？

武英殿始建明永樂年間，位于故宮外朝熙和門以西。康熙年間，設武英殿書局，由親王大臣總理。乾隆朝以后專責校勘、刻印書籍之事。武英殿書局用銅版雕刻活字，紙墨優良，校勘精審，書品甚高，人稱殿本。

同治年間，大清朝山河日下。武英殿里太監們眼饞那副銅活字，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樂乎。待到王爺們似乎要來查考的時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連武英殿也沒有了，更何況銅活字的多少。①

胡玉縉每每想起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燒起來。到時候就麻煩大了。他心里惶惶不安，就到教育部去商議一個遷移，或整理，或銷毀的辦法。②

教育部專管這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司長叫夏曾佑，是位歷史學家，熟于“中國歷史”。他知道，中國的一切事，是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辦”，那就輿論沸騰，所以他主張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就這樣，在“辦”與“不辦”之間，拖拖拉拉，“麻袋們”安穩地躺了好幾年。③

這一放，就是5年。八千麻袋檔案的厄運才剛剛開始。

1917年后，因地方局促，八千麻袋檔案遷至午門、端門保存整理。1918年，教育總長傅增湘，開始整理這批麻袋。

所謂“整理”，就是把檔案倒在地上。教育部基層臨時工們“各執一杖，撥取其稍整齊者”（《骨董瑣記》卷二）。插科打諢中瞧見裝訂精美的敕誥、廷試策論之類，撿起來放在午門樓上。其他的，跟掃垃圾一樣，全堆回端門門洞里。

時任教育部僉事，負責尋寶的魯迅回憶，當時之所以要著手清理是因為有人“以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里面也果然出了好東西，教育部官員們，更是常常來順手牽羊。

更要命的還在后面。

1921年，北洋軍.閥政府經費短缺，教育部沒錢發工資。領導腦門一拍，想到了存放在端門門洞，那總計八千麻袋檔案。這些東西留著也是占地方，賣！

四千大洋，賣給了北京西單同懋增紙店。

紙店買了干嘛？

做還魂紙。

別怕，不關陰間鬼怪的事情。還魂紙就是再生紙。宋應星在《天工開物·造竹紙》說：一時書文貴重，其廢紙洗去朱墨污穢，浸爛入槽再造，全省從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紙。

紙店搜揀了一部分精美的檔案出售。羅振玉購得數件，一看大驚失色，知道這是大內的東西。尋了悅古齋掌柜韓益軒說項，以12000大洋，從同懋增紙店購回。在彰儀門貨棧賃屋三十余間暫存。

1924，北京政、變，北洋內閣廢除帝號，驅逐溥儀出宮。

身為遺老的羅振玉心力交瘁，將溥儀偷送到日本使館，準備投靠日本人。遂將檔案以16000元售給滿清遺臣李盛鐸，一部分賣與日本人松琦。

1928年李盛鐸又以18000大洋，轉賣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抗戰前夕，部分檔案和文物南遷金陵。幾經周折，部分又遷到臺灣。

8000麻袋檔案，最后留給新中國的，約1700麻袋。

大時代，大事情，大人物，總是記得清清楚楚。

西單同懋增紙店賣出去的那部分檔案，除被羅振玉買去的，其他去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