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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還留有極大的戒心，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稅，限制土地買賣，并以嚴刑峻法處置那些逾制亂法的官商。如此，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漢土地兼并的進程，給普通農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

但是，如此也僅僅是遏制，根本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土地交易仍舊是準許的，而以自古以來大漢士民對于土地的熱情追捧，即便代價高些，只要有機會有資本仍舊會熱衷于買地屯田。

而在近十年中，大漢各地，土地買賣的數量明顯增多，其中有貴族，有官僚，也有商賈，這與歷朝歷代發生的土地兼并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此前，有大量漢民下南洋闖蕩，其根本原因，還在于那些人，無地無產，或者失地失產，為了生計，不得不賭命冒險。否則，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即便利益再誘人，也難以形成那等規模的出海潮。

而針對于農民困難的情況，朝廷不是不知道，更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完全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

至少，在豐年之際，還會由財政出錢，以略高于市價的價錢從民間收購糧食，用以官倉儲備。但是，于整體而言，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然而這個辦法，本質上還是在割韭菜，畢竟朝廷手里廉價的銅錢是在太多了，而糧食物資可是實實在在的。

另一方面，則是在災年時期，對受災州縣百姓行減稅、賑濟。

而以上兩點，同樣不能改變大漢農民生活困苦的本質。鑒于此情，不論是劉皇帝，還是政事堂，都已經意識到，農民農業問題已經到不得不變動的地步，否則任其發酵下去，矛盾爆發之際，難免產生動亂。

這是歷代王朝治亂循環的規律，即便以朝廷的實力，不會被輕易掀翻，但是這種情況同樣會動搖統治，需要竭力避免。

事實上，早在趙普卸任之前，就已經在籌謀，改變農業政策，讓利于農民，穩固大漢最廣大的群體，農民。

當然，減稅這種事情，是不能輕易實行的，尤其農稅依舊是朝廷稅收的大頭。但是，糧價卻是一個不錯的著手點。

去年田畝歉收以及榆林叛亂，對兩京的糧食供應造成影響，導致糧價不斷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時，東京糧價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則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兩京的糧價一向是天下的風向標，哪怕反應慢些，全國的糧價也跟著上漲，緊接著影響到的是整個農產品。

過去，當糧價不穩之時，朝廷往往會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這一次，并沒有貿然行動，而是一直按捺著，任由市場調節，即便其中出現了一些囤積居奇、乃至發國難財的亂象，也沒有第一時間整治。

就拿米價來說，以朝廷多年積攢的家底，拿出一部分來平抑價格，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但在趙匡義及沉義倫的建議下，朝廷選擇了觀望的做法。

如此一來，可苦了兩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農民則如降甘霖，糧價漲了，能賣出更多錢，他們的處境自然能夠得到緩解。

當然，糧價過低不行，過高顯然也會出問題。而在半年的時間里漲了三倍，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著東京糧價居高不下，士民生計受困，乃至窮苦之人幾乎無以為繼，滿城怨聲載道之時，朝廷終于出手，平抑糧價。羋黍離的漢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