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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燕把蘋果核擱在一個搪瓷盤里,用柳葉刀一指。我注意到,在她身前的那一摞書,風格和其他技術資料完全不同,放在最上頭的一本是中華書局印的《明史》,底下十來本的書名也都是文史類的,書脊上貼著標簽,估計都是復旦圖書館的館藏書。
而在這摞書旁邊,是幾張報紙,其中最醒目的就是《首都晚報》,而且是刊登了我那篇《揭秘<清明上河圖>》的那一期,其他還有幾份南方和港澳報紙,都是轉載這篇文章的。
戴海燕拿起《首都晚報》抖了抖道:“我要說的,就是你這篇荒唐的東西。我這個人有潔癖,不能容忍那些蠢或錯誤的東西。《清明上河圖》恰好和我戴家還有點淵源,所以當我看到這些謬論時,只覺得如鯁在喉。你既然主動送上門來,我自然要一吐為快!”
這姑娘挺有意思,看到別人說錯了話,非要扯住說清楚不可。看來,她之所以選擇我而不是鐘愛華,不過是因為我是揭秘《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值得罵的地方更多罷了——誠如戴鶴軒所說,她性子確實有點怪。但其實這也不算怪,她只是特別較真,對真相有執著的追求,這與我五脈“去偽存真”的精神并無本質區別,理應欽佩才對。
而且我不怕她指出我的錯誤。恰好相反,如果她說出我的問題,證明她確實從戴熙那里得到過什么消息,這是一件好事。
“愿聞其詳。”我簡單地回答。
戴海燕把報紙打開:“你在這里講一個傳奇故事。陸完收藏《清明上河圖》,后來王姓外甥偷偷謄了一幅贗品,被王忬拿去獻給嚴氏父子。結果嚴世藩的裱糊匠湯臣發現其偽,導致王忬被殺。后陸府家道中落,真本也落入嚴府。王忬之子王世貞撰寫《金瓶梅》毒殺嚴世藩,在葬禮上竊走嚴世藩一條胳膊和一本《清明上河圖》,隨后嚴嵩倒臺,另外一本《清明上河圖》被抄入內府。沒錯吧?”
“沒錯。”
“你從來沒查證過?”
“怎么會,我還是做過點資料查證的。”我為自己辯護。
“你查的資料,是不是《寒花庵隨筆》《銷夏閑記》和清人的《缺名筆記》?”
戴海燕從那一摞文史書籍里選出三冊書,扔在我的面前。我看了眼書名,暗暗稱奇。這些書都是影印本,雖不算罕見,但也算是專業古籍,不是什么人都能找到的。她一個學生物的,居然比一般的歷史系學生都熟稔,卻是難得。
“是,這是記錄這段掌故的原始出處。”
戴海燕忍不住拍了拍桌子:“對材料不加辨析,不做比較,照單全收,愚蠢,愚蠢,愚蠢!”雙目圓睜,似乎對我感到十分氣憤。這說得我有些不悅,便軟中帶硬地回了一句:“您不妨說說,哪里有問題?”
戴海燕道:“好!我就一條條說給你聽!先說第一點吧。你的故事里頭,陸夫人的王姓外甥在陸府觀畫,不帶紙筆,只憑記憶,前后數月,終于謄出一幅贗品,這是你的原話吧?”我點點頭。戴海燕道:“這一開始,就大錯特錯!你以為古人謄畫,真是靠記憶嗎?”
“難道不是嗎?”我反問。
“當然不是!”戴海燕眼睛一瞪,“抄畫和抄書是兩碼事。抄書是記錄符號,只要內容對了,筆跡形式并不重要;但抄畫卻完全不一樣,運筆形式就是內容本身,這是一種技巧性的工作,哪怕對照著畫,都很難做到一模一樣,別說硬背了。像《清明上河圖》這種細節無比龐雜的畫,更不可能靠死記硬背去復制。”
“也許人家是天才。”
“也許,但我相信另外一種解釋,你是個笨蛋。”戴海燕毫不客氣地繼續說道,“你小時玩過蠟燭吧?蠟燭的燭油滴到紙上,會讓紙張變得透明。古人謄畫,也是同樣原理,他們會先是在宣紙上涂黃蠟,用灌滿熱水的鐵斗壓在其上,反復碾壓,讓蠟徹底融入紙面,讓紙變得透明。然后臨摹的人會把透明紙鋪在原畫之上,用細筆在透明紙上描出線條,再拿開對著原畫臨摹——看到沒有?臨摹一幅畫都如此費勁,你故事里那個王姓外甥想靠記憶就復制,根本就是個神話。你的整個理論,從一開始就站不住腳!”
我聽到這里,額頭上微微開始出汗。戴海燕的脾氣很急,但她說的話條理卻很清楚,我無法反駁。
戴海燕見我不說話了,沒見同情,反而眼神更為凌厲。她從書堆里又翻出一本王世貞自己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你還說,王世貞毒殺嚴世藩,是因為自己父親王忬被嚴嵩所殺。你自己好好看看王世貞自己是怎么說的吧。”
我翻開一看,里面夾著一個書簽,那一頁用鉛筆劃出來一段話。這是隆慶元年,王世貞向同榜進士、內閣大學士李春芳進言其父被殺原因時說的。王世貞說了三點理由:一是因為楊繼盛;二是因為沈練;三是因為徐階。前兩者都是被嚴嵩迫害而死的忠臣,后一位是推翻了嚴嵩的名相。
“請問,王世貞列舉的這三個父親被嚴嵩所殺的理由里,到底哪條和《清明上河圖》有關系?”戴海燕問。
“呃……也許是他自己不愿意說。”我仍舊試圖辯解。
戴海燕大笑:“好,你還不死心?”她又扔出幾本《明史》,仍舊是里面夾著書簽,用鉛筆劃了線。我一一翻開看,一看是嚴氏父子的傳記,越看我額頭的汗越多。
戴海燕猶嫌不過癮,她繼續問道:“王忬之死,在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一,王世貞扶棺返回老家江蘇太倉,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從此一直隱居,到隆慶二年才出來仕官。而嚴嵩在嘉靖四十一年倒臺,嚴世藩被發配到雷州,中途逃回江西老家分宜,直到四十四年被殺。我請問你,在江蘇的王世貞,哪來的機會在北京朝堂與在江西的嚴世藩相見?”
我啞口無言。
“至于什么白衣書生在葬禮上竊走一條胳膊和《清明上河圖》的橋段,我都懶得說了。人的臂骨是很結實的,在眾目睽睽之下,王世貞居然能迅速鋸斷尸體從容離去,你當他是什么東西?非洲鬣狗嗎?”
戴海燕見我無言以對,居高臨下地發起了最后的進攻:“最后一點,你說王世貞用《金瓶梅》毒死嚴世藩,可你也看到了,明史里清清楚楚地寫道,嚴世藩是在嘉靖四十四年被公開處斬的,哪里來的毒殺?又談何在葬禮上被王世貞偷走一條胳膊?”
這一條條反駁砸下來,一砸一個坑,只砸得我眼冒金星,張口結舌,毫無反抗余地。
“你這個故事處處都是漏洞,若是把這當成一段故事,寫個小說,也就算了。偏偏你還煞有其事地當成史實去質疑別人,還惹得全國議論,這就太不像話了。我一個學生物的,隨便翻幾本大路史料,就看出了其中破綻。你們這些所謂專業人士,到底腦子里進了多少水?”
藥不然把手搭在我肩上,表示極大的同情——他也不敢說話,生怕招惹到戴海燕。
這些細節,其實只要細查一下,都可以水落石出。可我太過信任素姐,居然沒多方查證,草草翻了幾本書就寫了上去。想不到,這故事居然如此經不起推敲。當時的我,真是被豬油蒙了心。
而且這些問題還是被一個學生物的姑娘指出來的,我真是有點無地自容。
我垂著頭,大腦在飛速消化著這一個意外變故。仔細想想,這其實是一件好事。
整個質疑《清明上河圖》的基礎,是王世貞為父報仇,從嚴府竊走真本,不知所蹤;贗本抄入內府,流傳至今成為故宮本。如果這個故事不成立,豈不就證明故宮的《清明上河圖》是真的么?
可很快又有一個問題涌入腦海:戴海燕指出的這些破綻,我也許看不出來,但五脈里什么能人沒有,劉一鳴什么學問,他怎么會看不出?我那篇揭秘《清明上河圖》的文章,讓五脈幾乎陷入滅頂之災,可為什么卻沒見劉一鳴或其他什么人站出來批駁呢?明明只要像戴海燕一樣拿出幾本書,謠言就會不攻自破啊?
難道說,故宮里藏的根本就是一件贗品,沒法公開站出來說?
戴海燕這時候說了一句話,又把我的注意力拉了回去:“你的故事不成立,不代表這件事是假的。”
“什么?”我糊涂了。
“雖然王世貞沒干過報仇的事,但是他確實和《清明上河圖》贗品糾纏不清。”她翻開《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中的一頁,我伸頭一看,發現王世貞專門寫了一段關于《清明上河圖》的話:“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贗本,余均獲寓目。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如發,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尋籍入天府為穆廟所愛,飾以丹青。”
“墨相”即嚴嵩,“穆廟”即嘉靖皇帝。這一段話的意思很明白,《清明上河圖》確實有真本和贗本之分,王世貞都見過。其中真本先被嚴嵩所得,然后抄沒入天府,落到了嘉靖皇帝手里。
我恍然大悟。看來王世貞為父報仇這個故事雖然是假的,但里面卻包含了一部分真實。《清明上河圖》確實是先被嚴嵩所得,然后又到了嘉靖皇帝手里。
我急忙又往下讀去:“贗本乃吳人黃彪造,或云得則端舊本加刪潤,然與真本殊不相類,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間力耳,今在家弟所。此卷以為擇端舊本,似未見擇端本者。其所云于禁煙光景亦不似,第筆勢遒逸驚人,雖小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袛候,各圖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
我緩慢地讀著,心中驚駭卻越來越大。在故事里,王世貞竊走嚴府里的真本,嘉靖皇帝拿走了贗本;而在這段自敘里,卻恰好相反,嚴嵩家查抄的是真本,而贗本則是在王世貞的弟弟王世懋手中,連造假者的姓名都點出來了,叫黃彪。
無論是故事還是自敘,對我們后世的調查者來說,結論都是一樣:真本和贗本,一本在宮中,一本在民間,至于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就不知道了——結果,整個調查又回到了原點。
戴海燕道:“王世貞在這里說得很清楚,他看見過的這個贗本,是吳人黃彪所造。但黃彪也不是憑空造出來,他不知道通過什么手段,找到一張和張擇端同一時代同一畫院同一景物主題的作品,以此為底炮制出一個幾可亂真的贗本。”
她說到這里,“咔噠”一聲,我腦子里的一根線接上了。
難怪故宮本和百瑞蓮本的碳-14年代檢測結果如此接近,因為無論真本還是贗本,最早的源頭,都是宋代,是同一時期同一座畫院的產物,恐怕連墨質、絹質乃至筆質都所差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