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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ai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北島《波蘭來客》

a大是一座坐落在上海市區擁有百年歷史的名校——至少在學校自我介紹里是這麼描述的。早些年也出過幾位政壇、文藝界的名人，尤其是曾經出過市長級別的校友，遂請市長親筆題辭，曰：

“勇於實踐，深入群眾。”

那字寫得飄逸遒勁，頗有公孫大娘“霍如羿s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的風范，當時在場的人都恨不得變成章魚，好四雙手一起鼓掌。既然人無法變身章魚，那這種恨只好被延續到刻有校訓的標牌的尺寸上，那標牌長二十米，寬三米，大剌剌地占據了校門口接近一半的位置——直到市長落馬！

盡管市長題字的標牌不見了，但a大的莘莘學子還是牢記著市長的諄諄教誨。所謂白衣才子，也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於是學校門口的發廊、旅館和棋牌室如同視頻網站的廣告一樣一個接一個。p1aog當然是實踐，賭博也是和當地群眾老百姓在一起，可見市長雖然走了，但他留下的jg神將生生不息。

周逸偉來自上海，“上海”這個詞其實是一個由“郊區”和“市區”組成的偏義復詞，只取“市區”這一層意思，如果電視里提到“上海人”或者“上海話”，那指的一定是市區人或者市區話，以至於郊區的公共汽車都用市區口音報站，好像用郊區口音報站郊區人就聽不懂似的。一般郊區老一輩的人都稱市區為“上海”，稱市區人為“上海人”，b如一個郊區老人說自己nv兒嫁到上海去了，那意思就是說nv兒嫁給了市區人。

事實上，上海郊區人、上海市區人、以及某些自以為是的人用輕蔑的口氣所說的“外地人”就像魏蜀吳一樣相互對立沖突著，一般市區人都看不起外省市的人，也看不起郊區人，說他們統統都是“鄉下人。”外省市人民則想都是爹娘養的，都是炎h子孫，憑什麼你們上海人就高人一等？於是也看不起上海人民——尤其是上海男人，說他們統統都是小氣鬼、娘娘腔。郊區人也不服，認為市區人“做作”、“矯情”、“斤斤計較”、“小市民心態”，於是也擺出鄙夷的姿態，但轉念一想，這不等於是承認我們郊區人老土、粗鄙嗎，好b小孩子承認自己搗蛋後得檢舉揭發b自己更加調皮的孩子以減輕懲罰一樣，郊區人於是就也鄙夷起b自己更“老土”的外省市人民來，并驕傲地稱自己為上海人——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人。

所以，嚴格來說，逸偉不能自稱來自上海，而是應該稱來自郊區的上海或者說不是“上海”的上海，至少在他父母一輩都是這麼驕傲地認為的。當然，逸偉這一輩幾乎都已經消除了這可笑的地域等級觀，可地域等級觀本身并沒有消失。

逸偉所在的村莊原本有個高雅而餐巾紙化的名字，曰：“清風村”，在這里他度過了自己的幼年、童年以及青少年時期，印象當中的小村是hse的：土地是褐hse的，麻雀是灰hse的，秋日的麥田是金hse的，就連純白的水泥馬路也因風吹日曬的關系而呈現出淡淡的米hse，而最神奇的便是那從出生起就飄蕩著的無名小h花和遍地的小h葉，似乎故事從一開始就被渲染上了一層美好而又惆悵的氤氳。而現在，就連記憶也開始在照片里泛h——小賣部橘hse的招牌消失了，村小學里暗hse的桌椅倒塌了，金se的麥田也在逐漸褪se——整個世界，除了h花落葉，似乎沒有什麼不在改變。

再後來，世博會的腳步越來越近，村里提倡“迎世博，破舊風”，於是把“清風村”改名為“清風新村”。這個“新”字可謂用得極妙，仿佛是盤古的斧擁有開天辟地的力量。於是有了新的村委會大院，里面裝了新的空調，村長換了新的雷克薩斯，就連村書記也換了新的姘頭。尤其是村里那些橋，全都裝了新的護欄。郊區的橋不像市區的橋，原本都是沒有護欄的，於是往往就有醉鬼半夜連人帶車淹si在河里，那座橋就趕緊會加裝欄桿，就像是給淹si之人豎的紀念碑一樣——碑樹得越高說明淹si的人越多。所以以前你看哪座橋有欄桿那就會想起這里淹si過誰誰誰，現在所有橋都裝了欄桿，於是久而久之那些淹si的人都被遺忘了。

不久，一條從市區延伸過來的公路橫穿過這個小村，消息靈通之人早已在公路經過之處種上沒有任何經濟價值的野桃樹，等貼著“修橋筑路，造福百姓”的推土機帶著幸福來敲門。原本房子就在公路所過之處的人家搖身一變成了“拆一代”，得意洋洋地住上了商品房；靠種樹騙了拆遷款的人也領了賠償金繼續去別的路段“投資”。當然，對於像逸偉家這樣沒有拆遷到的人家也不是一無所獲，畢竟公路還帶來了噪音、灰塵和心臟病。

和許多六五後父母一樣，當年逸偉的父親讀到初中時就已經想輟學打工了。逸偉爺爺是個明白人，咬咬牙說再窮也要讓娃兒們上學。可逸偉父親不這麼想，并且作為一個像屈原那樣多情而又富有批判jg神的人，他連用三個感嘆詞抨擊了學校教育：“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