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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宋、齊兩國都有不奉天子之命，擅自舉兵討伐諸侯之罪，但題目將兩戰并列，讓考生以這兩段為題，肯定不是簡單的讓人一同批判。讀題的時候要先仔細體味題中兩段文字，兩段文字中的主語是有微妙差別的。

——《春秋》按對人物的稱呼用詞不同，顯示出史官對他們的尊重等級不同。如稱某國人低于稱名，稱名又低于稱字，稱字低于稱官職……

主語的差別也就體現了史家褒貶之意。

宋伐郳一段中對宋桓公所聯合的諸侯大軍的稱法是“人”，如“宋人”“齊人”“邾人”；而在齊伐楚一段中，對諸侯的稱呼是“齊公”“陳侯”“曹伯”“許男”一類。

這個小小的區別，并不是因為前者指代大軍，后者指代會盟的公侯，而是表現了史官對這兩場征伐的主持者評價的差異：按《左傳》中，齊桓公討伐楚國中途，停留在陘亭，向楚臣宣告的討伐理由即是楚國不為周王朝上貢苞茅，影響了天子祭祖。祭祀是國家大事，齊桓公為朝貢、祭祀事討伐楚國，雖然未奉天子之令，卻也有尊重周天子權威的意思。

故而史官記錄這段史實時，在諸侯的稱呼上就依公侯原本身份來，而不像對宋公那段一樣以“宋人”相稱。

這個閱讀理解做不到位，寫桓公的那兩扇議論里就有一半要跑偏了。

《春秋》雖是史書，但孔子編《春秋》時，“筆則筆，削則削”，成書后存留的史料都是為了體現“尊王道、討不臣”這個思想的。所以作文的時候不光要斥住宋、齊兩國諸侯之罪，還須要結合左傳內容，褒揚一下齊桓公在討伐楚國中表現出的尊王的態度——

宋時寫文寫多了，思考速度極快，腦中想著后面的，筆下先依承題發揮，作出起講：周以天子一人蒞萬邦，以萬邦而奉天子，征伐只能操于天子之手，豈有諸侯自己率兵討伐同為天子諸侯之國的？豈有諸侯之長不受天子明命，以霸主身份驅役各國兵力的？

發凡之后，便按原題中宋、齊兩國之事，分四扇八股論句激情評論：

先斥宋桓公威福自便，不受命而伐郳之罪，指出其應當承先公之命而尊王室、守臣節；后斥齊桓公為成就霸圖，擅天子之權，節制諸侯伐討伐外夷之地的楚國。寫到文章結穴——也就是八比中最后的束二比時，還得特別贊揚一下齊恒公關心王室祭祀，是一片拳拳尊王之心。

文末大結仍是呼應開頭，點出春秋大義——也就是尊王。若諸侯都能尊王令，征伐皆自天子一人出，天下自然大定。

明尊王、討不臣之義，使后世亂臣賊子不得不有所畏懼。

“此《春秋》所以經世也。”

他寫到這一句時，也從胸中輕輕吐了口氣。

不是因為文章寫完了而松一口氣，而是因為他寫這篇文章時，思路不由自主地偏向了新從晉江網下載的明清《春秋》學理論。

鄭朝學術延續宋朝，《春秋》重《胡氏傳》，而胡安國是二程門下私淑弟子，胡傳中常以義理解《春秋》，尊王攘夷的思想極為強烈，而且特別重視以“天理人欲”解釋文中寫法、稱呼的細微差別。

而在他那個世界，到明朝后期，學者漸漸感覺到《胡氏傳》對思想的束縛，以及義理解經中強辭奪理的地方，開始回頭研究漢代經學，重視考據而輕義理。發展到清朝，就基本拋棄宋代的義理解釋，興起注重考證的樸學。

他看了兩篇明清《春秋》學論文，就已經不自覺受了誘導，這篇文章里竟沒提一筆“宋人”與“桓公”這兩個稱呼背后所藏的天理，寫到齊伐楚也沒提一筆胡氏最愛論的“攘夷”。

偏偏他寫完也不后悔，再看幾遍這篇只列舉經傳內容為論據、半點不涉及理學的文章，都覺著不能刪改。

說是一字不易也太夸張，可這篇文章里實在沒有容得下“天理人欲”之論的地方了。

他又吐了口氣，提起筆來改格式、挑錯字，決定一字不改地把它交上去——管他這回考得過考不過，反正他是保送生！與其把這篇文章修改成他自己也不能滿意的模樣，還不如就按著自己的本意來，讓方提學這樣的大家看看他的文章可行不可行。

他把草稿改好，拿出稿紙來抄寫，才想起剛才方提學在旁邊看他的四書文，猛地抬了一下頭。這一下正好看見方大人坐在堂上，精光四射的雙眼正盯著他們這些考生，驀地與他目光相撞，忙又低下頭，仔細謄稿。

兩篇文章抄完，也還沒到中午。不過他沒什么要改的，這場內也不是呆著舒服的地方，索性還是先走了的好。

他把卷子收起來，便到堂前送給收卷官。

院試的卷子也要糊名，以防作弊，卻只糊名不謄抄，而且提前交卷的考生，提學一眼就看見人了，這道糊名手續也幾乎等于無。

宋時上前交卷子，方提學招了招手叫他過去，要給他做個面試——一般來說都是第一場考試后轉天再面試，不過他交卷子交得太早，龍門還沒開，這工夫也是白在門邊等著，方大人索性就想多考他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