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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在我們的小學還沒有搬遷之前，離我媽教書的初中只有一條街的距離。下午放學，如果她來接，就在她身前蹲一個、她身后坐一個，開電動車回家。如果她說學校有事，我們就得從街頭走到街尾，去她辦公室等。有時她會忘記告訴我們來不來接，于是我們便手拉著手，在那條街上一遍遍地往返，有時繞圓，生怕她已經在來接我們的半路上。往返的路程總是口干舌燥，他步子邁得又大又急，拽著我不肯放手，因為他知道只要他一放手，我就會停下來去觀察石峰里的青苔、別人家貼在門上的關公像或廣告紙、角落里蒙灰的土地公牌位、敞著門的房子里的布置。趕路的日子永遠都不愜意，我們只是往返，甚至無暇留意那些永遠不變的景色，像兩個焦慮的西西弗斯。在天色已漸晚而我們還沒和媽媽相遇時，絕望的氣息就開始蔓延。我們當然認識走回家的路，并且也不懼怕危險，我們絕望的原因在于——沒有主動迎合媽媽的安排，她將會為我們短暫的失控而怒吼至落淚。

“你知道費里尼怎么說‘母親’嗎？”他說，“‘過量的母親正顯示出母親的不足，所以才會有色情業、性商品和色情書刊。也許存在一些持續地提供母親替代品的建議，母性—偶像嗎？所以我才相信并沒有足夠的“良母”，因此才感到空虛，常常覺得自己像個無能的小孩。’——所以，不要剪掉你的頭發。”

關于費里尼，我印象深刻的是另一段：

“羅馬是一位母親，一位完美的母親——她大腹便便和慈愛的外貌可以預防精神病，但也抑制發育和真正的成熟。這里沒有精神病患者，但也沒有成年人。這是一個無精打采、事事懷疑和沒有教養的孩童城市，還有一點殘障，心理上的。”

“記錄清空了，你不知道，一開始他們覺得我有病，說我要么是喜歡演的有病，要么就真有病。”他說，“好意思做就算了，還好意思說嗎？我說我知道，我說給你聽不是為了讓你評價我的。”

我逐漸笑起來：“你當然也有病，不然怎么會和我上床？”我吻他手背，吻他的腿，在腿肚咬一個牙印。“你不許治好，你要陪我。”“嘶……我操。”他一巴掌把我搭在膝蓋上的手拍掉，拽著頭發把我的牙口扯開，“壞小孩就是壞小孩，跟狗一樣，還不讓別人治病。”其實我知道一星半點，他對別人說：“我知道，但是我還是覺得太惡心了，而且還管不住自己，斷不掉對他的念頭，像毒癮一樣，更惡心。”

我做過一個白日夢：他在一個圓形大院的中央和女人做愛，而我站在暗處偷窺。他發現了我，怒火上燒，將我拉到中央摁在石桌上拔下褲子，用陰莖拍打我腿根，陰沉著臉問：“這么喜歡看我和別人做愛，要不要讓所有人都來看我操你？”——我知道那種“惡心”是什么感覺，但我在夢里獲得了無比的安全，我是心滿意足地笑著醒來的。

我想，在那些圍觀的人群中，媽媽會露出緊咬的牙根、眼睛大得要噴出來，爸爸會緊閉雙唇耷拉眼和眉毛，女人會得意地往臉上寫“我就知道我是對的”，其他人更是會表現得像忍不住打開互聯網角落里的獵奇淫穢視頻。但我絕對不會聯想起任何一次被圍觀的經歷，因為這一次是我攥緊了主動權，這一次是我的勝利。

“婊子。”我會聽到有人這么說。一開始我會聯想“厭女的穢語”“用厭女語言辱罵男性是否仍是厭女”云云。隨后我會發現聲音來自于身后，環抱著我的那個聲音。于是我立馬就會點頭：“是的，是的，哥，我是婊子，我是賤貨，我是條母狗；我什么也不是，我是你的。”然后我會由衷地、幸福地哈哈大笑。

但是，之后，是另一個夢。

縣城的人民醫院有一個偏僻的院區，我去那里當護士實習，我知道那是精神病院。只有兩層樓，很安靜，并沒有瘋子，像養老院。我哥夢里那種用紫紅色大理石做的地磚又來了，冰涼且老舊；墻壁像縣城小學中隨處可見的，寫滿螞蟻般的字跡，斑駁掉漆。長廊左右是病房，盡頭是醫生辦公室。一個主治醫生是個四十歲出頭的胖女人，戴紅框眼鏡，梳高馬尾，沒有劉海，常常掛一絲微笑。她的辦公桌旁是一套兒童桌椅，白天，她會允許這里最小的病人——一個十歲的男孩坐在她身邊，伏在她膝上寫字畫畫。那男孩像個啞巴，從不說話，但日記寫得很好，完全沒有故作童真那般的矯揉做作。我們不知道他的病史，不知道他的家人，只能和一個精神分析專家——病弱的老頭兒解讀他的日記。有一篇他記錄自己的夢：鄉村的教堂，一隊黑衣人抬著棺材走過，一條蛇盤踞在十字架上，鐘敲了六或十或十二下。有一天，一個男人——門衛或是維修工對他說：“你爸爸有沒有抱過你？等你病好了，就可以和爸爸媽媽親密地……”男孩突然將嘴張得無限大，驚恐的怪叫捅入我們的腦漿，一個事實就那樣灌進我的眼里：小男孩曾被他的親兄長強奸。

一天入睡前，我看了一段《閃靈》：

“我現在推測丹尼的心理狀態相當可能發展為徹底的精神分裂。不愉快的家庭生活，豐富的想象力，一位對他來說非常真實的隱形朋友，差點讓你們也覺得他是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