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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國強老漢在馬路邊上溜達了幾圈,正準備返身回家去,卻突然又聽見了一聲貓的叫喚。他心一驚,不由轉過臉向山坡上望了一眼。除過一片昏暗,他什么也沒有看見。
他搖搖戴栽絨棉帽的腦袋,知道他的耳朵又出了毛玻“喵嗚!”
又是一聲貓的叫喚聲。這下老漢聽真切了!這的確是一聲貓叫,而且和他的老貓叫聲幾乎一模一樣!
一股涼氣沿著老漢的后脊梁一直竄到后腦勺上。難道他的老黑貓真的活過來了?他盡管是個老共產黨員,但多少還有點迷信,心想是不是貓的魂靈在他附近叫喚呢?
當又聽見一聲貓叫后,他才發現這叫聲是從公路前面傳來的。
他怔怔地立在路邊,看見前面一個黑糊糊的人影向他這邊走來。
直等到這個人走到他面前,他才認出這是他的外孫女曉霞!
“你怎到這兒來了?”徐國強老漢走前一步,對外孫女說。曉霞從她的棉大衣里掏出一只小貓,舉到他面前說:“外爺,我在自由市場上給你買了一只貓。你看,也是黑的!兩只眼睛黃黃的,和你原來的那只一樣,說不定就是老黑貓生的兒子呢!外爺,你不要難過。我知道你一個人常到這地方來……”徐國強老漢從外孫女手里接過那只小黑貓,彎下腰用臉頰在貓身上蹭了蹭,黑暗中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他伸出一只手在外孫女頭上摸了摸,說:“咱們回家去吧……”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七章
一九八一年農歷正月十六過罷傳統的“小年”以后,黃原地區各縣的縣城,頓時涌滿了公社和農村來的基層干部。這些人胸前的鈕扣上都掛著一張紅油光紙條,上面印有“代表證”三字。各縣每年這個時候召開縣、社、隊、小隊四級干部會議、似乎象過節一樣,也成了個傳統。會議期間,這些小小的縣城陡然間會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顯得異常地擁擠和熱鬧。縣城的小學、中學和各機關一切閑置的房屋和窯洞,都睡滿了這些各地農村來的杰出人物。通常這期間,縣上都要唱大戲;這種會議似乎越熱鬧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干”會主要是總結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產,全體大會上,由縣委書記做總結報告,縣上其他領導圍繞報告中心分別講一通話,然后以公社為單位進行討論。
今年的“四干”會非同以往;因為這是農村實行個人承包責任制以來的第一個“四干”會。不知哪個縣開的頭,今年“四干”會除過傳統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個新內容:在會議結束時舉行聲勢浩大的“夸富”活動。
于是,各縣聞風而紛紛效仿。
這真是時代變,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會,通常都要批判幾個有資本主義傾向的“階級敵人”、今年卻大張旗鼓地表彰發家致富的人。誰能不為之而感慨萬千呢?既然各縣都準備這樣搞,原西縣當然也不能無動于衷。盡管縣委書記張有智向來反感這類大哄大嗡,但看來不這樣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職,不感興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現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富”實際上是贊揚新政策哩!
張有智把這件事交給“二把手”馬國雄去操辦。這差事正對國雄的口味,他最熱心這些紅火工作。我們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負責“導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動。
馬國雄根據常委會的決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開了電話會議,要求各公社推尋冒尖戶”。“冒尖戶”的標準是年收入糧一萬斤或錢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額,有多少推選多少,但不能連一名也沒有。“冒尖戶”除在春節后”四干”會上披紅掛花“游街”以外,每戶還要給獎勵“飛人牌”縫紉機一架。
這件事首先難倒了石圪節公社書記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縣上要求的標準,他們公社連一個“冒尖戶”也找不出來。石圪節是全縣最窮的公社,雖然實行了責任制,農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剛剛一年,憑什么能打下萬斤糧食或賺下五千元錢呢?這不是逼著讓他徐治功去上吊嗎?哼,別說農民,他徐治功也沒那么多家當!
可是,找不出“冒尖戶”,徐治功沒辦法給縣上交待,再說,沒個“冒尖戶”,他又有什么臉向去參加“四干”會?
找不出來也得找!找不出來就說明他徐治功沒把工作做好!
他們副手劉根民叫來,發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個“冒尖戶”。
兩個人扳著手指頭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往過數,結果還是找不出來一個。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說:“我好象聽說雙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錢,興許這個子能夠上標準哩!”劉根民淡淡一笑,對興奮的徐主任說:“據有人傳說,他的錢不是從正路上得來的去他媽的!不管是偷的還是搶的,只要湊夠五千塊就行了!”
“這樣恐怕不行。”劉根民搖搖頭,再說,如果這小子真是用不正當手段弄來的錢,他也不會給你說他有那么多。”
“那咱們怎么辦?”徐治功束手無策地問劉根民。劉根民能有什么辦法呢?
徐治功背抄著手在地上走了兩圈,又來了“靈感”,說:“你的同學孫少安怎么樣?這小子開了燒磚窯,說不定賺下不少錢呢!”
“據我所知,少安也沒賺下那么多錢。”劉根民說。“不管怎樣,咱們一塊到雙水村去看看!”
劉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樣急,找不出個“冒尖戶”,縣上不會饒了石圪節公社。
劉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騎了一輛自行車,到雙水村找孫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學湊合成個“冒尖戶”。
公社的兩位領導在燒磚窯的土場上找到了滿臉煙灰的孫少安。
少安聽他們說明來意后,驚訝地說:“哎呀,你們也不想想,我就這么個攤場,怎么可能賺下那么多錢呢?”“你甭輕看這事!”徐治功誘導說:“當了‘冒尖戶’,不光到縣上披紅掛花揚一回名,還給獎一臺縫紉機呢!”“我沒資格去光榮嘛!”少安無可奈何地說,“把我的骨頭賣了,也湊不夠那么多錢。”
“嗨,這就看怎樣算帳哩!”徐治功嘴一撇,給劉根民擠了一下眼睛,“咱們回家去說吧!”
少安引著他們回到家里。徐治功一進院子,就指著少安的三孔新窯洞說:“這不是個‘冒尖戶’是個啥?”秀蓮一看兩個公社領導上了門趕忙洗手做飯。
徐治功立刻發明了一種“新式”算帳法。他把孫少安的現金、糧食、窯洞和家里的東西統統折了價,打在一起估算。后來又加上了現存的磚、磚坯和燒磚窯。盡管這樣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結果還是湊不夠五千元。這時候,在鍋臺上搟面的秀蓮插嘴說:“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夠了。”她聽說能獎一臺縫紉機,就一心想當這個“冒尖戶”,她早就夢想有一臺縫紉機。
“對!”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興地說“可是我和爸已經分家了。”少安說。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兩樣!”秀蓮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為什么把一臺不要線的縫紉機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孫玉厚的財產也算到少安名下,總算湊夠了“標準”——他終于搜腸刮肚為石圪節創造了個“冒尖戶”。
會議期間“肯尖戶”們象平民中新封的貴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尋常的抬舉,其他社隊干部都是自帶鋪蓋,七八個人擠在一個學生宿舍里;而“冒尖戶”和各公社領導一起被安排在縣招待所,兩個人住一間帶沙發的房子;吃飯也在縣招待所的小餐廳,有社會還普遍貧窮的狀況下,這些發達起來的農民受到了人們的尊敬。他們佩戴著寫有“冒尖戶”的紅紙條走到街上。連干部們都羨慕地議論他們——是呀,這些每月掙幾十元錢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塊存款的也不多。人們的觀念在迅速地發生變化;過去尊敬的是各種“運動”產生的積極分子,現在卻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這些腰里別著人民幣的人物身上了。
孫少安站在這個光榮的行列里,心慌得象兔子一般亂竄。他知道,在全縣這幾十個“冒尖戶”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屬于后一種“冒尖戶”。他真后悔為了一臺縫紉機而來受這種精神折磨。除過開會,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虛,似乎感到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假”的。
他同屋住著柳岔公社的一個“冒尖戶”,名叫胡永合,是靠長途販運發財的。這家伙是個真“冒尖”。據他夸耀,他可以一次包縣運輸公司的兩輛汽車,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縣鎮拉面粉,回到山區每袋凈賺四五元錢。胡永合氣派很大,對少安說,他今年還準備辦個罐頭加工廠呢!
幾天以來,孫少安被各種情況刺激得坐臥不安,同時也在內心升騰一種新的雄心壯志。
他感到,由于過去太窮,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點心滿意足了。現在看來,他應該放開手腳發展自己的事業。他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冒尖戶”。他暗暗下決心,明年他要理直氣壯地來參加這樣的會議!
在別的“冒尖戶”們外出逛悠的時候,孫少安就一個人躲在房間里,開始謀算他下一步的宏圖遠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籌劃買一臺中型300型制磚機,多開幾個燒磚窯,辦它個真正的磚廠!
當然,要邁出第一步困難就很多。首先是資金問題。一臺中型制磚機就得五千元,他個人的錢根本買不起;更不要說擴大生產還得有其它花費。至于人手,現在倒可以雇幾個人;雖然雇工還沒有明確的政策,但許多地方已經有這樣的現象,公家一般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據他二爸說,報紙上現在對這問題正討論著哩。
他首先發愁的是錢。沒有辦法,看來只能走貸款這條路。
這一天晚飯后,他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劉主任,向他們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治功和劉根民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說回去以后立即給他貸款,他要多少就給貸多少。兩位主任這次會上也受到了強烈刺激。別的公社都有兩名以上的“冒尖戶”來參加會議,就他們公社是一戶,并且還是個假的!他們來參加這個會實在是臉上無光,因此決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下決心搞出幾個真正的“冒尖戶”來!
“四干”會的最后一天,原西縣舉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戶”大會(當時俗稱“夸富”會)。
這一天,原西縣城一片熱鬧。除過參加會議的一千多名干部外,城里的機關干部和市民也都紛紛涌進了縣體育常縣廣播站在向全縣轉播大會實況。體育場擠得人山人海。主席臺下,“冒尖戶”們全部披紅掛花,騎在高頭在馬上,一個個都被裝扮得象狀元兼駙馬。人們都新奇地想擠前去看看這些光榮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