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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婕也不是等閑人物，她是北平城里的大家閨秀，去年打平津戰役的時候，她剛20歲，燕京大學國文系三年級的學生。部隊進城，她不顧家里反對放棄學業報名參了軍，分配到軍文工團，這一年多來文工團演的歌、舞、劇差不多都是她編的。別看她出身名門，但從不擺小姐架子，像大姐姐一樣照顧團里那些小姑娘，還給她們當文化教員，是文工團有名的全才。

吳文婷是幾個姑娘中最小的一個，才15歲多，她是去年8月長沙和平解放后參軍的湘妹子，她性格熱情潑辣、活潑可愛，舞跳得極好，在舞臺上總是獲得掌聲最多的演員，據說她身體的柔韌性在全軍區所有部隊的文工團中是最好的，軍區文工團要她幾次，軍首長都沒舍得放。

這幾個人都是全軍的心尖子，現在一齊失蹤，而且極有可能落入土匪手中，真是叫人心急如焚。

部隊出動了一整夜，無功而返；141師在方圓百里范圍內的堵截也沒有任何結果。天一亮我就帶人又去了響水壩現場，右岸找不出任何新的線索，我下到水里，發現水中一塊巨大的青石附近的鵝卵石都躺在細砂的上面，而其它地方的鵝卵石卻大半埋在砂中，但已很難判斷這是怎幺造成的了。

我帶著最后一線希望爬上對岸，對岸是一座百多公尺高的小山梁，像把響水壩攬在懷中，山坡上長滿一人多高的灌木叢，山后面不遠就是軍警衛營一連的駐地。我上岸后審視了一陣，忽然一叢灌木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叢灌木有兩杈被什幺東西壓斷了，我走上前去仔細觀察，發現灌木下一大片草都被壓倒了。接著我眼睛一亮，灌木斷碴上一縷麻線映入我的眼簾。

我小心翼翼地取下麻線仔細一看，是麻繩或麻袋上抻出來的纖維，我的心頓時沉了下去。接著我發現了另外一個線索：在山坡上有幾串新鮮的馬蹄印，這是一種當地特有的矮種馬，與部隊的軍馬不同，個頭矮小但膂力驚人。從蹄印看，馬有3到5匹，走的時候馱著重物。這時我的心感到刀割一樣疼痛。

我回到軍部向首長匯報了情況，軍首長命令此事嚴格保密，鑒于林潔是掌握核心機密的涉密人員，為了機密和她本人的安全，除向軍區報告外，對參加的部隊和有關人員只稱有文工團人員失蹤。由于這個原因，直到近50年后的現在，人們還只知道47軍50年10月發生過五名文工團員失蹤事件。

部隊又了三天，仍然是毫無結果。三天后，軍區下令更換了全部作戰密碼，軍里也相應調整了作戰部署。接著秋季剿匪大規模展開了，所有部隊都接到一道命令，在所有就擒的匪徒和搗毀的的匪巢中留意軍文工團失蹤人員的線索，但是，同志們一次次的失望了。到51年新年，全軍殲滅了上百股土匪，但就是沒有找到肖大姐和小袁她們的蛛絲馬跡。

新年一過，組織上決定調派我去組建武陵地區公安局，我依依不舍地告別了部隊，將這宗無頭疑案也深深埋在了心底。后來，直到部隊完成剿匪任務撤離湘西，也沒有得到肖大姐她們的確切消息。

聽留在部隊的老戰友說，在最后殲滅一股以郭子儀為首的大股土匪時，在匪巢里發現了十幾個被俘的女同志，都已被土匪糟蹋得不成樣子，但里面卻沒有肖大姐她們五人的絲毫線索。土匪嘍啰兵交代，50年秋天他們曾綁來五名女兵，個個都很漂亮，但沒有一個向他們屈服，結果都被他們糟蹋了，所有的匪徒都輪奸過這幾個女兵，但女兵竟沒有一個求饒哭喊的。后來還刑訊過其中的兩人，聽說還用了新式刑法，打得很重，最后的結果卻沒有人知道。

由于這股土匪的大小頭目都非常頑固，在剿滅時全部被擊斃，當時參預綁架和刑訊的匪徒竟一個也沒有找到，在匪巢里也沒有找到任何與她們五人有關的物品，最后只好作出結論：不能肯定肖大姐等五人是被這股土匪擄入匪巢，但即使是也已被匪徒殺害，尸骨無存了。

一杯熱茶端到我目前，將我從往事的回憶中拉回來。我一邊點頭致謝，一邊帶著僥幸的心情問：“這胸章您是從哪買來的？”小老板大概以為我要買，忙搖搖手說：“這是我老爸的紀念品，擺在這里展覽，不賣的。”立刻一絲希望涌上我的心頭，我忙問：“請問您父親……？”他說：“我老爸每天來店里值夜，一會就能見到他。”

我激動得手直發抖，馬上跑出去給酒店打個電話請假，然后回到小店里坐立不安地等候這個神秘老人的出現。

果然，天一擦黑就有人來了，聽著鑰匙開門的聲音，我的心忐忑不安起來。

門開處，進來的是一個瘦小的老人，從容貌看，是個純粹的泰人，我不禁有些意外。小老板向老人介紹說我對這塊胸章感興趣，說完就回家去了，屋里剩下了我們兩人。

我按捺住激動的心情，用盡量平靜的口氣問道：“老人家，聽說這胸章是你收藏的？能告訴我是從哪里得到的嗎？”老人的漢語看來很好，他用警惕的眼光打量著我，沒有答話。我忙解釋說：“我也是戴過這胸章的人，如今在異國他鄉見到，不免好奇……”說著把旅游團的團徽拿給他看。

老人死死地盯了我半天，最后嘆了一口氣道：“看你不像歹人，這牌牌的來歷，哎……”說著眼色黯然下來，輕輕地搖搖頭。

老人半天不說話，我也沉默著。良久，他大概看出我若問不出所以然不會離開，才嘆口氣道：“哎，我原先不開鋪子，早先在一家叫“水晶宮”的妓院當雜役。“水晶宮”是曼谷最大的一家妓院，原先都是泰妹，后來日本、韓國的商人來得多了，老板又招來一些馬來妹、韓國妹和日本妹。

大約是62年吧，老板不知從哪弄來一個中國女子，高挑的個子，漂亮的臉蛋，只是從來不笑，甚至不說話。看得出來，她在來“水晶宮”之前被男人搞的次數太多，身子虧得利害，臉總是蒼白的顏色。后來我聽人說，她是老板從緬甸買來的，原是共軍那邊的公妻，不知怎幺落在國軍手里，在國軍營里叫當兵的公用了好多年，她房里還有當公妻時的照片。

我偷偷到她房里看了，真貼著兩張大照片，看來那時她還小，水靈極了，兩張照片一張是她穿著一身軍裝，腰里系著皮帶，還挎著槍，那叫俏，全曼谷你也找不出這幺漂亮的姑娘。她穿的衣服上就釘著這牌牌。另外一張還是她，還是這身衣服，只是沒系扣子，敞著懷，里面沒穿什幺，奶子露出大半邊，褲子也吊在胯上，露著肚臍眼，我知道，這是招男人吶，難怪說她是公妻。

聽到這里我的心激烈地跳起來，忍不住打斷老人：“她叫什幺名字？”

老人搖搖頭回答：“原來叫什幺不知道，在“水晶宮”的名字叫安妮。這姑娘很倔，不哭也不鬧，但從來不給客人好臉，有時還讓客人搞不成，為這個沒少挨打。老板好象總防著她，只要她沒有接客我們就得進去陪著，客人一出她的房門我們馬上就進去，連她洗身子我們都要在旁邊看著，晚上睡覺都是拿鐵鏈子把她栓起來。

我當時是個雜役，負責給各房的姑娘端茶倒水，她被男人搞的時候從來不像別的姑娘那樣叫床，只是被搞得太狠的時候才哼幾聲，但那聲音叫人聽的心里發顫。奇怪的是，客人就喜歡要她，別的姑娘是排隊等客人，她卻是客人排隊等著進她的房。一般的姑娘要是每天能接一個客人就歡天喜地了，她卻每天至少要接三、四個客人，多的時候到七、八個，讓人看著都心疼。后來姑娘們改成坐在玻璃櫥窗里由客人挑，她可沒有挑客人的福氣，只能一撥一撥不停地接客。

有一次，三個日本客人要同時進她的房，怎幺勸都不行，最后老板來了，他們提出加倍付錢，老板也就同意了。可三個日本人進去后折騰了近一個鐘頭氣沖沖地出來找老板，不知她使了什幺法子，三個日本人誰也沒搞成。老板要給他們叫別的姑娘或退錢，可他們就是不干，一定要安妮，而且一定要三人一齊搞。老板無奈，叫人拿來鐵鏈，把她捆在床上，讓那三個日本客人搞。我們誰也不忍心進去看，日本人在房里的狂笑聲和喊叫聲震的玻璃都嗡嗡響。后來日本人又把酬金翻了一番，在她房里整整折騰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們出來時都是東倒西歪，我們趕緊沖進房里，安妮已經下不來床了，半條褥子都濕透了，她淚流滿面，卻一聲都沒有吭。從那天起，忽然有許多日本和韓國客人出高價要用鐵鏈子栓住安妮搞她，老板當然樂不可支，可苦了安妮，經常被搞得直不起腰來。

后來老板為&25163;&26426;&30475;&29255;&32;&65306;&65324;&65331;&65322;&65334;&65327;&65316;&65294;&65315;&65327;&65325;招徠客人，竟出了一張海報，畫面上是三張大照片，兩邊是剛才提到的安妮早年那兩張軍裝照，中間是她被鐵鏈栓在床上的裸照，海報上印了四個大大的漢字：“共產公妻”。從那以后，“水晶宮”門庭若市，安妮卻掉進了無邊苦海。

過了幾年，越戰打的火熱，美國大兵成了這里的常客。那美國人可不比咱們亞洲人，尤其是黑人，家伙大得嚇人，好象有使不完的勁，姑娘們都怕接他們，老板就把安妮交給他們搞，她常被搞得下不了床、走不了路，身子越來越弱，從68年以后她就再沒來過月經。

我看她無依無靠任人欺凌，實在可憐，就盡可能地照顧她。年長日久，她知我不是壞人，有事也就都托給我。72年我不想在“水晶宮”再干下去，辭職開了這家小店，臨走時她哭著把這個牌牌交給了我，說是留個紀念。”

聽到這里，我心里明白了七八分，于是問老者：“安妮現在何處？”老者略一遲疑：“她接客一直接到79年，后來實在接不動了，老板就把她養在“水晶宮”的后面，其實是不想把她攢在柜上的賣身錢還給她。”我忙問：“能讓我見見她嗎？”老者嘆口氣道：“20年了，除了我們幾個老人，她誰也不愿見。”

我靈機一動，從內袋中掏出一枝老派克金筆，這是部隊發的紀念品，上面刻著“平津戰役立功紀念”，記得頒獎時是袁靜筠給首長捧的紀念品。我把金筆遞給老人說：“你把這個給她看，說一個中國來的老人想見見她。”我把房間的電話留給老人就回去酒店了。

回到酒店，我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清早，團友們都整裝準備前往下一站帕提亞，我找到領隊，告訴他我身體不適，要在曼谷休息幾天。領隊老大不高興，直到我告訴他，曼谷的費用我全部自己出，待他們從帕提亞回來再跟他們一道回廣州，他才悻悻地答應了。

我下了決心，一定要設法見到安妮！送走團友，我趕緊跑回房間，生怕錯過老人的電話。誰知剛到10點，老人竟親自來到我的房間，把那枝金筆還給我，見我眼露失望，他對我點點頭說：“她愿意見你。”

我激動得心臟病都要發作了，忙問他：“什幺時候去？”他搖搖頭說：“她說她那里不方便，她來見你，我這就去接她。”我鎮靜下來說：“我在房間里等你們。”

我不知道見到她時會發生什幺，因此不敢在大堂里等，但職業的敏感驅使我跑到酒店旁邊一家小電器行買了一架小采錄機和20盤錄音磁帶。我回到房間，坐立不安地等待著。

大約11點的時候，敲門聲輕輕地響起，我抑制住激動把門打開，門口站著舊貨店老店東和一個老嫗。完全出乎我所有的想象，那花白的頭發、佝僂的腰身和刻滿皺紋干癟的臉，和我記憶中那個亭亭玉立、青春活潑的影子無論如何也重合不起來。

我客氣地把他們讓進屋，老店東把安妮介紹給我，并扶她在椅子上坐定后就客氣地告辭走了。

我正不知如何開口，那老嫗定定地看著我，用沙啞的嗓音平靜地說道：“你是郭國吉郭科長，我記得你，49年平津戰役紀念金筆，你那枝的編號是111號。”

我的頭轟地一下像漲大了無數倍，顫聲問她：“你真是小袁？”她點點頭：“對，袁靜筠。”兩顆淚珠從那像干涸的枯井一樣的眼眶中流出來。接著她用沙啞的嗓音繼續說：“郭科長，我早就不該繼續活在這世上，但我總覺得冥冥中有人告誡我要堅持下來，把死去的肖大姐、林潔和施婕、小吳她們的遭遇告訴她們的家人，這才對得起她們的在天之靈，我終于等到這一天了，我把一切都講給你聽。”

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的全部敘述都錄了音，以下就是她敘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