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獏:看他們的畫,在那圓熟嫻麗之中,我總覺得還有更多更多的意思,使人虛心地等待著。可是現在我知道,一眼看到的,就全在那里了。
張:他們還是不加解釋的好。我不過講到很少的。在文學我想我知道他們在文學方面的就不及美術。就連新的地方,他們所做的也是常沒有對的。
獏:啊,想起來了,還有一個比例,我想過櫻花,櫻花開起來不結果子的,同樣地他們的文明恐怕不會不真實。
張:你說得真好。但是,很悲哀,以前我一直不大懂得他們為什么?這樣的悲哀,聽他們的音樂,到底,這是一個文明最大的試驗,他們不快樂。怎樣是好,我們很難知道。但是,如果快樂,就是不好。也近了。
獏:你想我們批評得太苛刻么?我們總是貪多貪多,總是不滿足。
張:我想并不太苛刻。可是,同西洋同中國現代的文明比起來,我還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
獏:我也是。
張:現在的中國和印度實在是不大好。至于外國,像我們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氣里面長大的,有很多的機會看出他們的破綻。就連我所喜歡的赫克斯萊,現在也漸漸地不喜歡了。
獏:是的,他并沒有我們所想的偉大。
張:初看是那么的深而狹,其實還是比較頭腦簡單的。
獏:就連埃及的藝術,那樣天高地厚的沉默,我都有點疑心,本來沒有什么意思,意思都是我們自己給加進去的。
張:啊,不過,一切的藝術不都是這樣的么?這有點不公平了。
獏:(笑)我自己也害怕。這樣地沒長性,喜歡了又丟掉,一來就粉碎了幻像。
張:我想是應當這樣的,才有個比較同進步。有些人甚至就停留在王爾德上——真是!
獏:王爾德那樣的美真是初步的。所以我害怕呀,現在我同你說話,至少我知道你是懂得的;同別人說這些,人家盡管點頭,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懂得了沒有?家里人都會當我發瘋!所以,你還是不要走開罷!
張:好,不走。我大約總在上海的。
獏:日本人的個性里有一種完全——簡直使人灰心的一種完全。嫁給外國人的日本女人,過了大半輩子的西洋生活,看上去是絕對地被同化了,然而丈夫一死,她帶了孩子,還是要回日本,馬上又變成最徹底的日本女人,鞠躬,微笑,成串地說客氣話,愛國愛得很熱心,同時又有那種深深淺淺的凄清張:噯,不知為什么,日本人同家鄉真的隔絕了的話,就簡直不行。像美國的日僑,生長在美國的,那是非常輕快漂亮,脫盡了日本氣的;他們之中就很少好的,我不喜歡他們。
不像中國人,可以歐化的中國人,到底也還是中國人,也有好的一方面。日本人是不能一半一半的。
獏:我記得你告訴過我,一個人種學家研究出來,白種人的思想是一條直線,中國人的思想是曲折的小直線;白種人是嚴格地合邏輯的,而中國人的邏輯常常轉彎,比較活動,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卻是更奇怪的,是兩條平行的虛線;左邊一小劃,右邊一小劃,然后再是左邊一小劃,右邊一小劃,這樣推行下去——這不是就像一個人的足印,足印與足印之間本來是有空隙的,即使高一腳,低一腳,踏空了一步,也沒有大礙;不像一條直線,一下中偏了,反而不容易連下去。
張:呀,真好,兩條平行的虛線比作足跡,單是想到一個人的足跡,這里面就有一種完整性。
從咖啡店里走出來,已經是黑夜,天上有冬天的小小的峨眉月和許多星,地上,身上,是沒有穿衣服似的,沒了水似的,透明透亮的寒冷。她們的家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同樣的遠近,可是獏夢堅持著要人送,張愛玲雖然抱怨著,還是陪她向那邊走去。
張:(顫抖著)真冷!不行,我一定要傷風了!
獏:不會的。多么可愛的,使人神旺的天氣!
張:你當然不會傷風,再冷些你也可以不穿襪子,吃冰淇淋,出汗。我是要回去了!越走,回去的路越遠。不行,我真的要生病了!
獏:呵,不要回去,送我就送到底吧,也不要生病!
張:你不能想象生病的苦處。現在你看我有說有笑,多少也有點思想,等我回去發燒嘔吐了,卻只有我一個人。我姑姑常常說我自私:“只有獏夢,比你還自私!”
獏:呵,難道你也真的這樣想么?喂,我有很好的一句話批評阿部教授的短篇小說《星期五之花》。那一篇我看到實在很失望。
張:我也是。仿佛是要它微妙的,可是只做到輕淡。
獏:是的,不過是一點小意思,經不起這樣大寫的。整個地拉得太長,攤得太薄了。可是我說得它很美麗,我說它是一張鉛筆畫,上面加上了兩筆墨水的勾勒,落了痕跡了。我就這樣寫在作文里交了進去,你想他會生氣嗎?
張:不會的吧?可是不行,我真的要回去了,太冷了!
獏:呵,這樣走著說話不是很好嗎?
張:是的,可是回去的路上只有我一個人,你知道有時候我耐不住一刻的寂寞。電車上倒是有許多人,熱熱鬧鬧的,可是擠不上。不然坐三輪車回去,把時間縮短一點也好,我又不愿花那個錢,太冤枉了!為什么我要把你送到家然后自己叫三輪車回去?又不是你的男朋友!——除非你替我出一半錢。
獏:好了好了,不要嘰咕了,你叫三輪車回去,我出一半。
張:好的,那么張愛玲沒有一百元的票子,問獏夢借了兩百塊,坐車用了一百七十,在車上一路算著獏夢應當出八十五,下次要記著還她一百五十元。她們的錢向來是還來還去,很少清帳的時候。
吉 利炎櫻的一個朋友結婚,她去道賀,每人分到一片結婚蛋糕,他們說:“用紙包了放在枕頭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
炎櫻說:“讓我把它放在肚子里,把枕頭放在肚子上面罷。”
(一九四五年五月)
我看蘇青蘇青與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密切的朋友,我們其實很少見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敵視著。
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這里有點特殊情形。即使從純粹自私的觀點看來,我也愿意有蘇青這么一個人存在,愿意她多寫,愿意有許多人知道她的好處,因為,低估了蘇青的文章的價值,就是低估了現在的文化水準。如果必須把女人作者特別分作一檔來評論的話,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并論我是甘心情愿的。
至于私交,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系,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我想我喜歡她過于她喜歡我,是因為我知道她比較深的緣故。那并不是因為她比較容易懂。普通認為她的個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話既多,又都是直說,可是她并不是一個清淺到一覽無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舊喜歡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書可以有許多不大懂它的好處的讀者。許多人,對于文藝本來不感到興趣的,也要買一本《結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寫。我想他們多少有一點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罵的資料。大眾用這樣的態度來接受《結婚十年》,其實也無損于《結婚十年》的價值。在過去,大眾接受了《紅樓夢》,又有幾個不是因為單戀著林妹妹或是寶哥哥,或是喜歡里面的富貴排場?就連《紅樓夢》大家也還恨不得把結局給修改一下,方才心滿意足。完全貼近大眾的心,甚至于就像從他們心里生長出來的,同時又是高等的藝術,那樣的東西,不是沒有,例如有些老戲,有些民間故事,源久流長的;造成藝術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可是沒法子使這個來做創作的標準。迎合大眾,或者可以左右他們一時的愛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寫不出蘇青那樣的真情實義的書。
而且無論怎么說,蘇青的書能夠多銷,能夠賺錢,文人能夠救濟自己,免得等人來救濟,豈不是很好的事么?
我認為《結婚十年》比《浣錦集》要差一點。蘇青最好的時候能夠做到一種“天涯若比鄰”的廣大親切,喚醒了往古來今無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憶,個個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實在是偉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
(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點:從前她進行離婚,初出來找事的時候,她的處境是最確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而她現在的地位是很特別的,女作家的生活環境與普通的職業女性,女職員,女教師,大不相同,蘇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種特殊的習氣,不能代表一般男人。而蘇青的觀察態度向來是非常的主觀,直接,所以,雖然這是一切職業女人的危機,我格外地為蘇青顧慮到這一點。)也有兩篇她寫得太潦草,我讀了,仿佛是走進一個舊識的房間,還是那些擺設,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惆悵。有人批評她的技巧不夠,其實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覺中,喜歡花俏的稚氣些的作者讀者是不能領略的。人家拿藝術的大帽子去壓她,她只有生氣,漸漸地也會心虛起來,因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可是這些以后再談罷,現在且說她的人。她這樣問過我:“怎么你小說里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著,總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紙人,放在書里比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是發現人家的短處,不過是將立體化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墻上,已經畫好了在那里,只等用墨筆勾一勾。因為是寫小說的人,我想這是我的本份,把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惡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見,有些天資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錯了一步,后來怎么樣也不行了,因為整個的人生態度的關系,就壞也壞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壞,只是沒出息,不干凈,不愉快。我書里多的這等人,因為他們最能夠代表現在社會的空氣,同時也比較容易寫。從前人說“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似乎倒是圣賢豪杰惡魔妖婦之類的奇跡比較普通人容易表現,但那是寫實功夫深淺的問題。寫實功夫進步到托爾斯泰那樣的程度,他的小說里卻是一班小人物寫得最成功,偉大的中心人物總來得模糊,隱隱地有不足的感覺。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說了,總把他們的好人寫得最壞。所以我想,還是慢慢地一步一步來罷,等我多一點自信再嘗試。
我寫到的那些人,他們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夠原諒,有時候還有喜愛,就因為他們存在,他們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見他們,因為我的幼稚無能,我知道我同他們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處的,如果必須有接觸,也是斤斤較量,沒有一點容讓,總要個恩怨分明。但是像蘇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會記恨的。——并不是因為她是個女人。
她起初寫給我的索稿信,一來就說“叨在同性”,我看了總要笑。——也不是因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第一,我不喜歡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蘇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
女人的弱點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講理。
譬如說,前兩天的對談會里,一開頭,她發表了一段意見關于婦女職業。《雜志》方面的人提出一個問題,說:“可是”她凝思了一會,臉色慢慢地紅起來,忽然有一點生氣了,說,“我又不是同你對談——要你駁我做什么?”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愛的。
即使在她的寫作里,她也沒有過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過是常識——雖然常識也正是難得的東西。她與她丈夫之間,起初或者有負氣,到得離婚的一步,卻是心平氣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簡單。她丈夫并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里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系是可以維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會制度的崩壞,暴露了他的不負責。他不能養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職業上的發展。而蘇青的脾氣又是這樣,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開。這使我想起我自己,從父親家里跑出來之前,我母親秘密傳話給我:“你仔細想一想。跟父親,自然是有錢的,跟了我,可是一個錢都沒有,你要吃得了這個苦,沒有反悔的。”當時雖然被禁錮著,渴望自由,這樣的問題也還使我痛苦了許久。后來我想,在家里,盡管滿眼看到的是銀錢進出,也不是我的,將來也不一定輪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幾年的求學的年齡反倒被耽擱了。這樣一想,立刻決定了。這樣的出走沒有一點慷慨激昂。
我們這時代本來不是羅曼諦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