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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劇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角，是一種強烈的對照。

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于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

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傾城之戀》里，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并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于結婚了，但結婚并不使他變為圣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

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么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里，除了《金鎖記》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

我知道人們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來滿足自己嗜好。他們對于僅僅是啟示，似乎不耐煩。但我還是只能這樣寫。我以為這樣寫是更真實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個寫小說的，就只能盡量表現小說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而且我相信，他們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

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長中。但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個時代里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記憶，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這比摻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于是他對于周圍的現實發生了一種奇異的感覺，疑心這是個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陰暗而明亮的。回憶與現實之間時時發現尷尬的不和諧，因而產生了鄭重而輕微的騷動，認真而未有名目的斗爭。

michaelangelo的一個未完工的石像，題名《黎明》的，只是一個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卻正是大氣磅礴的，象征一個將要到的新時代。倘若現在也有那樣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沒有，也不能有，因為人們還不能掙脫時代的夢魘。

我寫作的題材便是這么一個時代，我以為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是比較適宜的。我用這手法描寫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下來的記憶。而以此給予周圍的現實一個啟示。我存著這個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

戰爭與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寫戰爭與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份大于藝術的成份。和戀愛的放恣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真的革命與革命的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近親，和戀愛一樣是放恣的滲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對于自己是和諧。

我喜歡素樸，可是我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的素樸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過于華靡。但我以為用《舊約》那樣單純的寫法是做不通的，托爾斯泰晚年就是被這個犧牲了。我也并不贊成唯美派。但我以為唯美派的缺點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沒有底子。溪澗之水的浪花是輕佻的，但倘是海水，則看來雖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飽蓄著洪濤大浪的氣象的。美的東西不一定偉大，但偉大的東西總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虛偽與真實寫成強烈的對照，卻是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連忘返了。雖然如此，我還是保持我的作風，只是自己慚愧寫得不到家。而我也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習作者。

我的作品，舊派的人看了覺得還輕松，可是嫌它不夠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覺得還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夠嚴肅。但我只能做到這樣，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夠寫得真實些。

還有，因為我用的是參差的對照的寫法，不喜歡采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沖突那種古典的寫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時候主題欠分明。但我以為，文學的主題或者是可以改進一下。寫小說應當是個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了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許多留到現在的偉大作品，原來的主題往往不再被讀者注意。因為事過境遷之后，原來的主題早已不使我們感覺興趣，倒是隨時從故事本身發現了新的啟示，使那作品成為永生的。就說《戰爭與和平》罷，托爾斯泰原來是想歸結到當時流行的一種宗教團體的人生態度的，結果卻是故事自身的展開戰勝了預定的主題。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預定的主題受到了懲罰。終于剩下來的主題只占插話的地位，而且是全書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沒有新的主題去代替它。因此寫成之后，托爾斯泰自己還覺得若有所失。和《復活》比較，《戰爭與和平》的主題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偉大的作品。至今我們讀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現代文學作品和過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這一點上，不再那么強調主題，卻是讓故事自身給它所能給的，而讓讀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連環套》就是這樣子寫下來的，現在也還在繼續寫下去。

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題是真，但我希望這故事本身有人喜歡。我的本意很簡單：既然有這樣的事情，我就來描寫它。

現代人多是疲倦的，現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關系，有怕致負責，但求輕松一下的高等調情，有回復到動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動物式的人，不是動物，所以比動物更為可怖。還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關系的鄭重，但比高等調情更負責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極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現象。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會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儉儉在過日子的。他們不敢大放肆，卻也不那么拘謹得無聊。他們需要活潑的，著實的男女關系，這正是和他們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潑而著實相適應的。他們需要有女人替他們照顧家庭，所以，他們對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態。《連環套》里的雅赫雅不過是個中等的綢緞店主，得自己上柜臺去的。如果霓喜能夠同他相安無事，不難一直相安下去，白頭偕老也無不可。他們同居生活的失敗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

她的第二個男人竇堯芳是個規模較好的藥材店主，也還是沒有大資本家的氣派的。和霓喜姘居過的一個小官吏，也不過僅僅沾著點官氣而已。他們對霓喜并沒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間還是人與人的關系，有著某種真情，原是不足為異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們的原來地位總比男人還要低些，但多是些有著潑辣的生命力的。她們對男人具有一種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為倘使過于病態，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們也操作，也吃醋爭風打架，可以很野蠻，但不歇斯底里。她們只有一宗不足處：就是她們的地位始終是不確定的。疑忌與自危使她們漸漸變成自私者。

這種姘居生活中國比外國更多，但還沒有人認真拿它寫過。鴛鴦蝴蝶派文人看看他們不夠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們既不像愛，又不像嫖，不夠健康，又不夠病態，缺乏主題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動的是霓喜對于物質生活的單純的愛，而這物質生活卻需要隨時下死勁去抓住。她要男性的愛，同時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顧，每致人財兩空。結果她覺得什么都靠不住，還是投資在兒女身上，囤積了一點人力——最無人道的囤積。

霓喜并非沒有感情的，對于這個世界她要愛而愛不進去。

但她并非完全沒有得到愛，不過只是摭食人家的殘羹冷炙，如杜甫詩里說：“殘羹與冷炙，到處潛酸辛。”但她究竟是個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淪為乞兒相。她倒像是在貪婪地嚼著大量的榨過油的豆餅，雖然依恃著她的體質，而豆餅里也多少有著滋養，但終于不免吃傷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牲的飼料，到底是悲愴的。

至于《連環套》里有許多地方襲用舊小說的詞句——五十年前的廣東人與外國人，語氣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賽珍珠小說中的中國人，說話帶有英國舊文學氣息，同屬遷就的借用，原是不足為訓的。我當初的用意是這樣：寫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氣氛的香港，已經隔有相當的距離；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時間上的距離，因此特地采用了一種過了時的辭匯來代表這雙重距離。有時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過份了。我想將來是可以改掉一點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夜營的喇叭晚上十點鐘，我在燈下看書，離家不遠的軍營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子。幾個簡單的音階，緩緩地上去又下來，在這鼎沸的大城市里難得有這樣的簡單的心。

我說：“又吹喇叭，姑姑可聽見？”我姑姑說：“沒留心。”

我怕聽每天晚上的喇叭，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聽見。

我說：“哪，又吹起來了。”可是這一次不知為什么，聲音極低，絕細的一絲，幾次斷了又連上。這一次我也不問我姑姑聽得見聽不見了。我疑心根本沒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聽覺上的回憶罷了。于凄涼之外還感到恐懼。

可是這時候，外面有人響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調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滿喜悅與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誰，是公寓樓上或是樓下的住客，還是街上過路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借　銀　燈有一出紹興戲名叫《借紅燈》。因為聽不懂唱詞，內容我始終沒弄清楚，可是我酷愛這風韻天然的題目，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借銀燈》，無非是借了水銀燈來照一照我們四周的風俗人情罷了。水銀燈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許多不近人情的，發人深省的也未嘗沒有。

我將要談到的兩張影片，《桃李爭春》與《梅娘曲》，許是過了時了，第三輪的戲院也已放映過，然而內地和本埠的游藝場還是演了又演，即使去看的是我們不甚熟悉的一批觀眾，他們所欣賞的影片也有討論的價值。

我這篇文章并不能算影評，因為我看的不是電影而是電影里的中國人。

這兩張影片同樣地涉及婦德的問題。婦德的范圍很廣，但是普通人說起為妻之道，著眼處往往只在下列的一點：怎樣在一個多妻主義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義。《梅娘曲》里的丈夫尋花問柳，上“臺基”去玩弄“人家人”。

“臺基”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愛做某一種噩夢，夢見他們自己的妻子或女兒在那里出現，姍姍地應召而至，和他們迎頭撞上了。這石破天驚的會晤當然是充滿了戲劇性。我們的小說家抓到了這點戲劇性，因此近三十年的社會小說中常常可以發現這一類的局面，可是在銀幕上還是第一次看到。梅娘被引誘到臺基上，碰巧遇見了丈夫。他打了她一個嘴巴。她沒有開口說一句話的余地，就被“休”掉了。

丈夫在外面有越軌行動，他的妻是否有權利學他的榜樣？

摩登女子固然公開反對片面的貞操，即是舊式的中國太太們對于這問題也不是完全陌生。為了點小事吃了醋，她們就恐嚇丈夫說要采取這種報復手段。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總是拿它當笑話看待。

男子們說笑話的時候也許會承認，太太群的建議中未嘗沒有一種原始性的公平。很難使中國人板著臉作此項討論，因為他們認為世上沒有比奸淫更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強迫他們采取較嚴肅的評判態度的話，他們一定是不贊成的。從純粹邏輯化的倫理學觀點看來，兩個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個白的，二惡相加不能成為一善。中國人用不著邏輯的幫助也得到同樣的結論。他們覺得這辦法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女太太若是認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

在理論上或許有這權利，可是有些權利還是備而不用的好。

雖如此說，這一類的問題是茶余酒后男賓女賓舌戰最佳的資料。在《梅娘曲》中，艷窟里的一個“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說的作風為她自己辯護著。然而我們的天真的女主角是做夢也沒有想到什么權利不權利的話。一個壞蛋把她騙到那不名譽的所在去，她以為他要創辦一個慈善性質的小學，請她任校長之職，而丈夫緊跟著就上場，發生了那致命的誤會。她根本沒有機會考慮她是否有犯罪的權利——還沒走近問題的深淵就滑倒了，爬不起來。

《桃李爭春》里的丈夫被灌得酩酊大醉，方才屈服在誘惑之下，似乎情有可原。但是這特殊情形只有觀眾肚里明白。他太太始終不知道，也不想打聽——仿佛一點好奇心也沒有。

她只要他——落到她份內的任何一部分的他。除此之外她完全不感興趣。若是他不幸死了，她要他留下的一點骨血，即使那孩子是旁的女人為他生的。

《桃李爭春》是根據美國片《情謊記》改編的，可是它的題材卻貼戀著中國人的心。這里的賢妻含辛茹苦照顧丈夫的情人肚里的孩子，經過若干困難，阻止那懷孕的女人打胎。——這樣的女人在基本原則上具有東方精神，因為我們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是以宗祠為重。

在今日的中國，新舊思想交流，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頗占優勢，所以在現代社會中，這樣的婦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話，很需要一點解釋。即在禮教森嚴的古代，這一類的犧牲一己的行為，里面的錯綜心理也有可研究之處。《桃李爭春》可惜淺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與情婦的內心過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導演李萍情的作風永遠是那么明媚可喜。尤其使男性觀眾感到滿意的是妻子與外婦親狎地，和平地，互相擁抱著入睡的那一幕。

有這么一個動聽的故事，《桃李爭春》不難旁敲側擊地分析人生許多重大的問題，可是它把這機會輕輕放過了。《梅娘曲》也是一樣，很有向上的希望而渾然不覺，只顧駕輕車，就熟路，駛入我們百看不厭的被遺棄的女人的悲劇。梅娘匆匆忙忙，像名人赴宴一般，各處到了一到——她在大雨中顛躓，隔著玻璃窗吻她的孩子，在茅廬中奄奄一息，終于死在懺悔了的丈夫的懷中，在男人的回憶里唱起了湖上的情歌。合法的傳奇劇中一切百試百驗的催淚劑全在這里了，只是受了燈光的影響，演出上很受損失。

多半是因為這奇慘的燈光，劇中所表現的“歡場”的空氣是異常地陰森嚴冷。馬驥飾臺基的女主人，那一聲刻板的短短的假笑，似嫌單調。嚴俊演反角，熟極而流。王熙春未能完全擺脫京戲的拘束。倉隱秋演勢利的小學校長，諷刺入骨，偷了許多的場面去——看得見的部分幾乎全被她壟斷了。

陳云裳在《桃李爭春》里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氣了些。

白光為對白所限，似乎是一個稀有的樸訥的蕩婦，只會執著酒杯：“你喝呀！你喝呀！”沒有第二句話，單靠一雙美麗的眼睛來彌補這缺憾，就連這位“眼科專家”也有點吃力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