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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的時候我去了一趟外婆家，之后去了南京路步行街，那個時候還有一家賣羊毛線的店，但我竟然沒有注意看店名，里面阿姨媽媽很多，大多頂著一頭和小綿羊一樣卷的短發在用上海話大聲議論、比較、討價還價。

我和聲勢磅礴的阿姨們一起擠在窄小的過道里被推來搡去，看她們把貨架下面幾層翻得亂七八糟，線頭全扯出來，耷到地上，被來來回回的人踩過后再被營業員草草團成一團放回去。

“你好，可以幫我拿一下最上面那卷灰色的線嗎？”

我情急之下拽住一個營業員，她煩躁地自上而下看我一眼，“儂確定要伐？”

“確定。”

“小姑娘伐懂哦。”旁邊一個阿姨看了我半天，最后用蹩腳的普通話說：“都是一樣的！擺了高就賣得貴啊？都是噱頭！”

“沒事，謝謝。”我拿著毛線對她笑笑，匆匆去結賬。

但直到我抱著毛線乘地鐵再乘公交回到學校，把閑置的毛衣簽子從衣柜里拿出來的時候，我都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見到秦皖。

我剛坐在床上準備開織，手機qq就響了，是一封十分簡短的郵件：

“請各位考生于2016年x月1日上午9：00于徐匯區xx路xx號參加xx銀行第xx屆新員工面試，屆時請著正裝，并攜帶本人身份證原件。”

最后是加黑加粗的四個字：“準時參加”。

之后又是一條短信，內容一致。

那天已經是二十九號了。

第二天我母親發微信給我，說她同事的女兒也在上海，說這兩天陸續收到了農業銀行和招商銀行的面試通知，問我有沒有接到通知，我沒有回復。

一號早上我沒有定鬧鐘，可凌晨四點我就醒了，蓬頭垢面在床上坐到天亮，坐到太陽烤在背上火辣辣，可比火烤更讓我煎熬的是那加黑加粗的“準時參加”。

等我氣喘吁吁沖到面試大廳的時候已經九點半了，門口穿黑西裝戴眼鏡的男人頭都不抬地說：“遲到了啊。”之后慢吞吞拿過一張表格放在我面前，水筆尖篤篤敲兩下：“簽到。”

還好他沒抬頭，因為我忘了穿正裝，但因為大家當時都裹著外套，所以我混在其中還不太尷尬。

大廳里烏央烏央全是人，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或者在等誰，快十點的時候才給我們一人發了一張意愿表，問你希望被分配到哪個區，愿不愿意支援郊區，簡稱：“援郊”。

我在表格最下面的嘉定區，寶山區，奉賢區，青浦區和臨港新城前面都打了勾。

坐我對面的小男生眼睛在我那張表格上飄了不知道幾個來回，終于下定決心，抬起頭借著扶眼鏡的動作看我一眼，說：“郊區工資很低的，你只要打了勾，百分之九十九要被他們踢到郊區去的。”

“沒事。”我笑著摸膝蓋，“郊區挺好的。”

“你不是上海人？”

“嗯。”我點點頭。

“那就是百分之百了。”他再次扶一下眼鏡。

之后我們又聊了幾句，十一點的時候一行人過來，有男有女，男的行政夾克，女的西裝裙套裝，說說笑笑經過大廳往樓上走，再然后我們這幫人才被帶上二樓正式開始面試。

二樓簡直可以用逼仄形容，像從來沒容納過、也容不下這么多人。

慘淡的白熾燈一刻不停地發出嗡嗡嗡的振動，我跟著涌動的沉默的人群往前，被輪番帶到不同的房間接受不同人的“面試”，但我覺得那更接近于審訊。

“老家哪里？”

“xx省，xx市。”

……

“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都是銀行的。”

一個花白頭發的中年男人臉上稍許有了些笑意，像在無聊透了的過場里給自己找了一點點消遣，“哦，同系統的嘍？”

“是的。”

他打了個哈欠，點點頭，就沒再說話，倒是旁邊一位年紀更大的考官臉上有淡淡的愁緒，或者說憐憫吧，他扶一下眼鏡問：“那你一個人在上海，怎么解決住宿的問題呢？”

我頓了頓，腦子里閃過舅舅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