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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也是我喜歡中哲的原因。”他繼續說，“當下倡導的主流哲學觀點是偏向樂觀主義的，認為一切存在都于辯證中不斷地發展進步；但中哲卻認為隨著物質文明的發達，人的精神會變得越來越貧瘠，所以大師們常說我們現在正處于佛學講的‘末法時代’。我時常想，它在看破了現實的同時，又像是蘊含著一種無法改變現實的無奈，當時很多同學都覺得這種底色太過消極悲觀了。”

“我倒覺得它只是揭示了一些真相，至于方法論，還是取決于個人的態度和行為，”夏羲和說，“看破了‘空’的本質之后，有人徹底陷入虛無，也有人反而從此拋棄顧慮、向死而生。明明已經預見了‘無’的結局，卻依然珍惜‘有’的過程，這種建立在悲觀基礎上的樂觀主義，不才是真正的大無畏精神么？”

“煙花轉瞬即逝，但依然值得抬頭觀賞，”鄔昀思索片刻，感慨道，“認識你之后，我總是好奇你為什么會有這樣強的生命力，現在才明白，原來你一直在踐行‘真正的英雄主義’。”

“大道不言，我說這么多廢話，其實還不是在自我安慰，要是真能做到知行合一，我就是得道高人了。”夏羲和無奈地一笑，“這個世界上除了你，還有誰能這么給我面子？”

聽到后半句，鄔昀莫名地心頭一動，半晌，才說：“剛才我像你一樣，悄悄問了自己，我想要的是什么——很巧，答案也是這里，我想要的是停在這里。”

“這么說，”夏羲和的眼底似有星辰明滅，“你喜歡的中哲也給你啟發了？”

“不，”鄔昀搖搖頭，低聲說，“是你給的。”

“嗯？”夏羲和沒聽清，本能地靠近了一些，想讓他重復一遍。

“沒什么，”鄔昀卻只是笑了，“謝謝你。”

“莫名其妙的，謝什么？”夏羲和舉起啤酒瓶，發現瓶子已經空了，不由笑道，“酒逢知己千杯少，早知道多準備一點了。”

“雖然我是學哲學的，但‘知行合一’對我來說更困難。所以我很佩服你，一旦想通了就不會再糾結，我就完全做不到。”

片刻沉默后，鄔昀說，“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悟了，但過段時間，現實里遇到一點打擊，消極情緒上來了，之前想明白的那些又通通作廢了。我好像總是這樣，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發現你有個思維習慣，就是喜歡無意識地自責、自貶，”夏羲和說，“從今天開始嘗試著改掉它，好嗎？以后遇到任何問題，都不要責怪自己，記住，先從外界和別人身上找原因。”

這跟他小時候接受的“自省”教育理念完全相反，偏偏夏羲和說得理直氣壯，鄔昀一時忍俊不禁，但還是認真地答應下來：“好，記住了。”

“至于控制情緒的問題，其實長期的負面情緒會改變大腦的生理結構，從病理上說，抑郁癥就是這么來的。每個人的大腦里都存在正面與負面的想法，抑郁發作的時候，由于大腦神經的生理性異常，負面想法會自動占據上風。”

夏羲和說，“陳望舒離開的時候，我還沒有系統地學習腦科學，她剛走的那段時間，我也難免有感情用事的時候，像很多人一樣，不能理解她的行為，甚至因為太痛苦，多少在心里埋怨過她，想不通她怎么這么狠心地拋下了我和媽媽。”

“直到真正了解了精神病以后，我才明白是我錯怪她了，也在那一瞬間更理解了她的孤立無援。疾病讓她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思維和行動，所以她并不是自殺，而是病逝的；她也不是自己想不開，而是生病的大腦讓她沒有辦法想開。”

鄔昀一時無話，只能默然地輕輕拍了拍夏羲和的肩膀，作為一種無聲的安慰。

夏羲和卻并未就此陷入悲傷的情緒，而是很快地回歸理性，繼續說：“所以說，一切所謂的心理疾病、精神疾病，其實本質都是大腦的問題。你以為是你在操控大腦，實際上是大腦操控著你，所以你會感覺自己一會兒想開了，一會兒又自閉了，這是疾病帶給你的結果，并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

鄔昀想了想，問：“所以人其實只是大腦的奴隸？”

“疾病狀態下常常是這樣的，所以很多心理學理論會告訴患者，‘你的大腦不等于你’，”夏羲和說，“但這種狀態不是持續不變的，經過治療和訓練，你依然可以奪回大腦的主動權。比如抗抑郁藥物的機理，就是通過改變大腦中血清素的濃度，來調節神經，繼而改變情緒。”

“怪不得吃藥之后會覺得消極情緒少了一點，”鄔昀說，“但時間長了，好像又不管用了。”

“這可能是因為大腦沒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持續處于疲勞狀態，”夏羲和說，“一個寬松舒適的環境，是藥物發揮療效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他說得沒錯，在此之前，鄔昀的確很久沒有休息過了。上學時是不能休息，上班之后則是不敢休息。

在中文語境里，學業或事業上的“gap”很難找到一個通俗且本土化的替代詞。在學校，它通常意味著不情愿的“休學”，在職場，則是人人聞之膽寒的“空窗期”。

在面對hr的疑問時，大家往往搜腸刮肚地尋找各種理由填滿這段空白，而不是大方地承認自己“gap”了一下，足以見得這并不是鄔昀一個人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