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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中國人的主要道德觀－－《南渡龍蛇錄》代序唐宋是中國歷史上漢文化中最引以為自豪的二個朝代，從某種意義上甚至超過了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開端的秦漢，海外華人每被目以“唐人”或者干脆以唐人自居，便很能說明一些問題。雖然史學界也有“唐烏龜，宋鼻涕”的說法，但這種片面的、偏激的甚至是自虐式的說法并不能代表學界的主流，從而抹煞這二個朝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和無可替代的地位。唐朝的歷史，與本書并無多大的聯系，在這里不作評述。有宋一代，也分為北宋和南宋二段，本書主要背景是南宋初年，從紹興十一年（西歷1142年）岳飛遇害始，至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西歷1161年）終，大約二十年間的江湖佚事。說實話，除了小學中學大學里為了作業或者應試而作的命題式、填鴨式的文字之外，以前從來沒有寫過文學類的東西，不要說長篇，連短篇（俗稱“豆腐干”）也沒有過。大學里倒是有過構思和嘗試，但終于沒有寫成。工作后十余年間，時間精力也大多化在了為謀生而作的奔波上，對于寫作，連念頭都沒有動過，更惶論動筆。最近幾年，生活漸漸安頓下來，腦子里想寫一點東西的想法也便漸漸蘇醒和復活過來。當然，我動筆目的倒并不是要學習前人的所謂“三不朽”，也即“立德立功立言”。自古以來，能“立德”的，都是開創宗教的大圣人，如釋迦、耶穌和默罕默德、孔丘等。能立功的，都是肇基立業的大英雄，帝王者如秦始皇、漢武帝、明太祖等、將相如姜子牙、孫武子、衛青、霍光等。能立言的，都是思想深邃的大賢哲，如春秋時的百家諸子、漢代董仲舒、宋明時的程朱王、清代的曾胡等。

寫作在于我，一來是為了怡情消譴。我沒有別的愛好，麻將二十年前打過幾次，后來便不摸了。電腦游戲玩過，但老是過不了關，打不過boss，也沒信心玩了。如果硬要說愛好，有時偶爾在網上下幾局圍棋，但水平也是不高。所以寫作也算是一種可以表達思想的消譴吧；二來是圓自已一個武俠夢。通過武俠來表達自已對于人生和世界的一些管蠡陋見，從這個意義上說，武俠只是起了一個媒的作用。在中國人的價值觀中，仁和義無疑是占有最主要的地位的。傳統武俠小說的發軔和繁榮，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草根階層對仁義的理解和追求。縱觀歷史，仁義的起源可謂久矣。從《孫子》中的“智信仁勇嚴”到孔子的“仁者愛人”，從管子的“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義”是四維中的一維）到孟子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無不說明了這一點。一般來說，統冶者“居廟堂之高”，強調的是“仁”，而民間“處江湖之遠”更在乎的是“義”；在統治者內部，文臣強調的是“仁”，武將強調的是“義”。其實，在古代，雖然也將“仁義”作為美德，但其在道德中的地位并不顯要，《孫子》中說的為將者要“智信仁勇嚴”，智，也就是謀略是放在第一位的，義甚至沒有提到。宋代以后，“仁”成為君相文人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榮譽，同樣，“義”也成為武人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榮譽。無論是誰，凡是被認為能做到“仁”和“義”的，后人便將他們推到道德的至高點；反之，做不到或者說是不仁不義的，便會遺臭萬年，永世不得翻身。大到改朝換代、抵御外侮，小到江湖仇殺、個人恩怨，為了做到“仁義”而勇于任事和擔當甚而犧牲生命的，被稱為“成仁”和“就義”。上對下要仁政，下對上要忠義。其實，這是中國人的聰明之處。中國人對于個人品德的要求其實是并不高的，一個人只要在大是大非有關的問題上做對了，他的個人品德（例如：吃喝嫖賭）的毛病便會被大眾忽略。相反，一個人的個人道德學問再大，如果在氣節上有虧，不仁或者不義，則他的一切成就會被忽略。為什么呢？因為個人道德再不好，損害的只是個別人，而氣節上的失敗，會連累到一大批人，甚至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看一下中國的二十四史，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們，他們的學問未必比得上秦檜、嚴嵩。而其身后之名卻相差這么多。岳飛、張世杰的戰功未必及得了石敬瑭、洪承疇，但千數年來，前者號為忠烈，后者稱為漢奸。而歷代統治者，為了使臣子死心塌地忠于他們，對歷史上的成仁就義的，無不多加頌揚，即使這些是當初是為了反抗他們而死的。遠的不說，近代最典型的是康熙為史可法建忠烈祠、為陸秀夫祠題寫“忠節不磨”；乾隆詔令修貳臣傳。虞允文是中國歷史上不多的以書生統兵，且建功立業的例子。宋以來，歷代史學界對他多加褒譽，我個人認為，并不是他位高權重爵祿，也不是他文武兼資的才能，甚至不是他臨危受命的膽識。恰恰是他那一顆為國為民的仁義之心，他不是天生的軍事家，只是在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場境，為了不使胡馬渡江、不使生靈涂炭，義不容辭地擔起本不是他一介書生所應擔當的抗敵重任。我們記住他，并不是因為他在那場影響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戰爭中的成功和勝利，如果在采石之戰中他失敗了，他同樣會彪炳史冊，便如后來的張世杰、陸秀夫、文天祥。我們記住他，是因為他恪守了最重要的仁和義，并把這種精神力量，傳遞給每一個參戰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