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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每次逛商場，她好像都很害怕看到裙子。我還記得我有一次給她買了條裙子，她大呼小叫地把裙子撕了，就跟見了鬼似的。”“你的影集里，都是邵華和你的照片，我想不通，如果那個案子和邵華沒有關系，你為什么要把那份剪報收藏在那里。”張靜站起身，微笑著說道，“十年前，邵華是個很愛穿裙子的女孩兒，所有的照片都是穿裙子的。但是，從你被警方抓捕開始，她就再也沒有穿過裙子照相，在她的家里也沒有發現裙裝。如果不是出了什么意外，一個人，不可能突然間發生這種轉變！”“為什么不能是在紀念我呢？”“因為，她對裙裝表現出來的態度，不是懷念，而是恐懼！”張靜冷笑道，“那只能說明裙裝給她帶來過某種致命的威脅。可她愛你，這件事卻是無可辯駁的，而你……”張靜嘆了口氣，沒有再說下去。 陋屋碎尸正義也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休尼特幾天前，一位老人橫死街頭，成了這個北方小城里的一件大事。因為這個老人的身份比較特殊，他是一名退休的老法官；而他死亡的方式也比較特殊，他是在見義勇為抓捕小偷的時候，被殘忍的竊賊連刺五刀，心臟破裂死亡的。案子已經破了，行兇者被巡警當場抓獲，死刑恐怕是逃不掉的。我參加了這個老人的葬禮，無兒無女的他葬禮顯得異常寒酸，但那個被偷的女孩兒主動承擔了一個女兒的義務，抱著遺像走在送行隊伍的最前面。這個小小的舉動讓這個寒冷的冬天多了一絲溫暖。我之所以要參加他的葬禮，是因為我對這個老人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尊重。幾年前，我曾和他聯手辦過一個案子。那是2012年的冬天，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律所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那是一個穿著便服、頭發斑白、身形佝僂的老人，但一雙眼睛卻閃著精光，仿佛能看透人心一般，他到律所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希望你們接下秦楓的案子”。對這個老人近乎命令的語氣，我和老羅非但沒有任何的反感，反而認為理所當然，因為這個其貌不揚的老頭是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名老法官。也是在這篇文字的開頭我提到過的那個老人。“還有一年我就要退休了，我不想在我退休前還要讓一個沒有罪的人入獄。”老法官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一個月前，那年的第一場雪光臨本市的時候，一起駭人聽聞的惡性案件也在那時候發生了。城區西郊的棚戶區里，一名年輕女性在租住的陋屋中遇害，兇手割斷了她的喉嚨后，又殘忍地砍斷了她的雙手，并剜出了她的雙眼。同時遇害的還有一名不足周歲的嬰兒，當鄰居發現的時候，這個可憐的孩子嘴唇發紺，臉色泛青，嘴里還叼著一截乳房——從女性被害人的身上割下來的右乳。鄰居們證實，這個孩子是女性被害人的兒子，這個女性被害人則是一個生活艱辛的單身母親。警方抵達現場后，法醫對兩名被害人進行了尸檢，查明女性被害人死于失血性休克，兇器是一把單刃砍刀（略有卷刃），生前未遭遇性侵犯；男性（嬰兒）被害人死于機械性窒息。綜合痕跡檢驗人員的分析，警方推斷，兇手應是先殺害了女性被害人，并對她進行了肢解。過程中，尚年幼的嬰兒不停哭鬧，引起了兇手的反感，便掐死了嬰兒，并砍下了女性被害人的右乳塞入了嬰兒的口中。這個舉動是有著特殊的意義還是兇手的一時興起，與兇手剜出被害人的雙眼一樣，讓警方難以理解。由于案發現場在棚戶區，此處人來人往，足跡混亂，警方無法準確判斷兇手是單獨作案還是多人聯合作案。兇手對被害人進行的肢解行為是心理變態還是對被害人持有刻骨的仇恨，根據現場的形態，警方亦不能給出準確的結論。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兇手并未將兇器帶離現場，痕跡檢驗人員在兇器上發現了疑似兇手的指紋。這為警方破獲此案提供了重要的甄別依據。同時，現場并未發現打斗的痕跡，警方認為，如果兇手是單獨作案，那么這個人應該體格健壯，有能力控制住被害人。或者與被害人熟識，能夠趁其不備暴起殺人。兇手變態的作案手法讓參與本案的刑警極度憤怒，不眠不休地展開了偵破工作。自己的身邊就發生了這樣殘忍的事情，讓住在棚戶區里的人惶恐不安，竭力向警方報告著一條條線索。其中一條線索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視。據被害人的鄰居回憶，前一天夜里8點多，曾聽到被害人與人爭吵，他從窗戶看到，來者是一個高大健碩的男子，手中提著一把砍刀。他看過去時，就見這個男子持刀指著被害人，稱如果再不還錢，就只能砍掉被害人的雙手。這條證詞內的形容與案發現場的尸體形態吻合，時間也與被害人的死亡時間相差不多，神秘男人的作案嫌疑迅速提升。警方隨即圍繞與被害人有債務往來的人際關系展開了調查，發現被害人并無固定工作，但每隔幾個月，都會從一個名為“發哥”的人手上借錢。“發哥”在當地是有名的地頭蛇，聚集了一批地痞流氓，以放高利貸為生。此人神通廣大，黑白兩道都有些人際關系。在警方眼中，“發哥”是一個處于灰色地帶的人，他偶爾會做一些違法的事情，但都不大，警方通常都是教育其幾句了事。但更多的時候，他會約束自己的手下，并時常向警方透露一些重要信息，協助警方辦案，換取警方在針對他的時候盡可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警方找到了“發哥”，將其帶回

了局里，同時請出具那條證詞的鄰居到局里辨認。但不僅“發哥”否認了警方對他殺人的指控，這個鄰居也表示，他看到的那個人比這個“發哥”要高一些，也更壯一些。“你是不是安排人去找被害人討債了？”偵查員反應敏捷，馬上就意識到了這其中的關鍵。“對啊。”“發哥”直言不諱地答道。“那個人是誰？”偵查員問。“我想想。”“發哥”想了一下，“是秦楓，對，就是這小子。也奇怪，我就讓他去要了這么一回債，這小子就人間蒸發了，再沒來見過我。”偵查員感到案件的偵破出現了轉機，連忙追問道：“秦楓是什么人？”“具體干啥的，我也不知道，干我們這行的，誰關心那個啊。”“發哥”說，“他自己說以前是練武術的，想跟我混，我就讓他納個投名狀，去幫我把那筆錢要回來。“我說警官啊，我可沒指使他殺人啊。”“發哥”說，“這女的欠我錢也不是一天兩天了，說實在的，一個人，帶著那么大點一個小孩，你說誰還沒點同情心啊？尤其干我們這行的，不動女人不動孩子不動老人，這可是規矩，我也沒打算把這錢要回來。可是干我們這行的，要不回來是一回事，可是姿態該做還是得做的。秦楓不是第一個去討債的，你問問我手下這幾個兄弟，跟我混的第一件事都是去找這女的要債。”“秦楓沒有回來找你？”偵查員打斷了“發哥”的喋喋不休，問道。“沒有。”“發哥”搖了搖頭，“對了，他那天晚上給我打了個電話，問我對方不給錢怎么辦。”“你怎么說的？”“我能怎么說？”“發哥”說，“我告訴他該咋辦就咋辦。警察同志，我那意思可不是讓他殺人啊。實話實說，我這個人是講原則的，辦事光有魄力不行，小說里不還總說鐵漢柔情呢嗎？我呀就想看看，他有沒有柔情的那一面。”

“行了，我們對你那套沒興趣。”偵查員不耐煩地打斷他，“把秦楓的聯系方式給我們。”警方找到秦楓的時候，這個高大威猛的漢子穿著一身白色的廚師服，正推著三輪車在路邊賣雞蛋餅。對于警察的到來，他竟沒有絲毫的懷疑，直到偵查員將他按倒在地的時候，他還沒反應過來究竟發生了什么。經過技術部門的統一認定，證實案發現場丟棄的兇器上遺留的正是秦楓的指紋。在警方的審訊下，秦楓也痛快地交代，當天他確實按照“發哥”的交代去找被害人討債，也隨身攜帶了那把刀。但是對于殺人一事，秦楓卻一口否認。“誰還沒點同情心啊？”審訊室里，秦楓說了和“發哥”一樣的話，“我一看到她那樣兒，都不忍心開口要錢了。可我要是不要錢，我就掙不著錢，她要養家，我也得養家。”“所以，你對被害人做了什么？”偵查員問。“我給發哥打了電話，問他這事該怎么辦。發哥說，讓我自己看著辦。”秦楓說，“這意思不就是讓我殺人嗎？那我能干嗎？先不說那姑娘都那么慘了，我殺了她，孩子怎么辦？我給他們娘兒倆留了五百塊錢就走了。我也明白了，自己壓根兒不適合混這行，回去不就擺攤去了嘛。”“撒謊！”偵查員猛地一拍桌子，“兇器你怎么解釋？那上面的指紋你怎么解釋？”“我走的時候隨手就把刀扔了啊。”秦楓說。“秦楓，我勸你老實交代，我們的政策你也清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偵查員說，“對于你過去做的事，我們也都已經掌握了。你本來有個大好的前途，就因為跟人打架斗毆，把人打成了輕傷才被單位開除的。你是有前科的人，你現在交代，法院在判的時候還會考慮到你認罪態度良好。你也知道，我們已經掌握了充足的證據，你的口供并不重要，只是對你認罪態度的考量。”“警官，我真的沒有殺人啊！”七尺男兒，在這一刻卻流下了委屈的淚水。秦楓的“拒不交代”并不影響本案的偵破和審理，檢察院很快便對此案進行了公訴。準備用指紋和兩名證人的間接證詞將他打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假如羅副檢察長還在位的話，檢察院絕對不會這么輕易就起訴秦楓，至少要再搞一個訴前預審。可惜，幾個月前，羅副檢察長正式退休了，而他提出的訴前預審制度卻終究沒有能夠形成慣例。這也怪不得他，這項制度實施起來太過麻煩，畢竟很多刑事案件在正式起訴前，律師能介入的工作太少了。老頭退休的時候一直對這件事頗有怨念，因為真和他搞過訴前預審的就只有我和老羅，而每次，他都被我們收拾得服服帖帖，只能每天晚上在棋盤上殺得老羅丟盔棄甲，找回一點尊嚴。“小王八犢子，叫你坑我！”據說，羅副檢察長每落一子，都要大罵一句。那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我和老羅就在這個即將離開審判崗位的老法官的請求下成了被告人秦楓的辯護人。“您怎么知道秦楓就是無罪的呢？”我眼睜睜地看著老羅“啪”的一下在協議上蓋了章，連阻止的機會都不給我，無奈地看向了老法官。“你們去查查他的過往經歷就知道了。”老法官說，“我也不敢百分之百保證他就不是兇手，但是總覺得不像，我見過的兇手多了，他沒有那種特殊的氣場。”“法官啊，您也知道這案子是冤案，秦楓拒不認罪，單憑指紋和兩個證人的證詞證言，法院也不好判有罪吧？”老羅這時候才想起這個問題。“你們不明白。”老法官耐心地解釋道，“這案子的影響太大了，檢察院新上任的檢察長和我們院里通了氣，要辦成鐵案。證

據也不能說是不充分，其實就在一念之間。關鍵是秦楓無法提供有力的證據幫自己脫罪。審委會實際上早就擬好了判決結果，我一個人的力量實在是太有限了。”“我們能做什么？”老羅神情異常嚴肅地說道。“去找到更多的證據，說服審委會改變立場。如果能找到真兇，那就更好了。”老法官說，“要不然的話，這個案子恐怕就要走申訴的程序了，十年？二十年？被告人有多長時間能等啊？”“如果……”我猶豫了一下，“如果我們也輸了呢？”“那就證明，我的判斷是錯的，我的確到了該退休的年紀了。”老法官悵然說道。在我和老羅的律師生涯中，這是第一次接到法官的請求，為被告人作無罪辯護。對于我們來說，這是莫大的榮幸，同時也有莫大的壓力。我們都很清楚，找到真兇，秦楓還有無罪的希望，找不到真兇，那他就只能是那個兇手了。命案必破的大環境下，這是一個注定的結果。“想來想去，也只有你們代理這個案子最合適了。你們過往辦的那幾個案子，都非常干凈漂亮。而且，也只有你們，才能讓那丫頭心甘情愿出力幫忙。”臨走時，老法官呵呵笑道。送走了老法官，初步研究了案件卷宗后，我和老羅并沒有急著去見當事人秦楓，我們需要掌握更多的線索，借此判斷秦楓在對我們進行敘述的時候有沒有隱瞞。我們的第一站就是案發現場的棚戶區。在老羅的印象里，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人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無業游民。這些人沒有正當的職業，過著有今天沒明天的日子，更不會去關心身邊人的死活。所以，當他看到案發現場外擺放著的白色菊花時，忍不住愣了一下。“社會拋棄了他們，如果他們自己再不抱團，你說，得怎么活下去啊？”我苦笑了一下，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進了棚戶區。“作孽啊。”那個向警方提供了重要線索的鄰居聽聞我們想了解一下案情的請求，嘆了口氣，“才那么大點的孩子，招誰惹誰了？那個殺人犯咋就下得去手呢？簡直畜生不如啊！”“你看看，確認那天和被害人吵架的是他嗎？”我無話可說，只好硬著頭皮拿出了秦楓的照片。當然，我可沒敢說我們是為秦楓辯護的。“錯不了。”證人點了點頭，“化成灰我都認得。那天吵得叫一個兇哦，那刀啊，都指到人鼻尖上了。你說一個大男人，哪能對一個小姑娘家家的干出這事來？！”“你看到他殺人了？”老羅問。“那倒沒有。”證人說，“不是他還能是誰啊？警察不都說了，刀是他帶來的。”我沉默地點了點頭，收起了照片說：“謝謝你了。”“啥時候能槍斃？”證人突然問。“嗯？”我愣了一下，搖了搖頭，“說不好。”“哎，到時候可得告訴我們一聲。這丫頭孤苦伶仃的一個人，總得有個人告訴她這個信兒啊，要不然走得都不安心啊。”證人嘆息著說。“放心，真到那天，我親自來告訴她！”老羅俯下身，把幾朵歪倒的白花扶正，神情肅穆地說。“別灰心，至少，這個證人的證詞并不能直接作為定罪依據。”老羅緊握著方向盤，吁了口氣，“再加把勁兒，我們一定能找到更多的證據。”他調整了一下后視鏡，對鏡子里的自己展露了一個笑容，用力握了握拳頭：“加油，羅杰！加油，簡明！你們是最棒的，你們一定能行！”“神經！”我翻了個白眼。“心靈雞湯說，要時刻給自己打氣，才能時刻保持最佳狀態迎接即將到來的挑戰。”老羅一扭方向盤，避開了一輛側滑的車，“接下來去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