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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這樣,和昌想。人的普遍反應就是如此。還沒能接受所愛之人離開的事實,就開始談器官移植,實在是太亂來了。
“不是的,生死未卜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瑞穗已經死啦,所以才談這個啊。”
“死了……可是,不是要先判定才能談移植嗎?”
“當然是這樣,不過醫生說,她多半已經腦死亡了。”
和昌覺得有必要從日本的法律講起。他一邊解釋著,一邊想,薰子肯定很辛苦吧。連理解了這條規定的自己,都不太能把這個說清楚呢。
不過,解釋了半天,多津朗終于掌握了情況。
“這樣啊。也就是說,雖然心臟還在跳動,但小穗已經死了,不在這世上了,對吧。”多津朗似乎是在告訴自己。
“是的。”和昌回答。
“唉……”多津朗長嘆一聲,“該怎么說呢。她還那么小啊,路還長,怎么就……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替她去,把我的命拿去也好啊。”
這話確是出自肺腑。瑞穗出生后沒多久,抱上了第一個孫輩的多津朗便多了個口頭禪:為了這孩子,讓我什么時候去死,我都心甘情愿。
“那么,您是怎么想的?”和昌打斷了父親的話。
“……是捐獻器官的事嗎?”
“嗯。我想聽聽您的想法。”
電話對面的多津朗沉吟著。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啊。既然相當于已經死了,至少器官還能對別人有點用,這也是積德的事。只是,還是想靜靜地等著她走啊。”
“是啊。我知道,同意捐獻器官或許是理性的判斷,但感情上還是無法割舍。”
“如果是自己的器官,或許答應得會更痛快些吧:不必客氣,盡管用吧。唉,我這種老頭子的器官,又有誰想要呢。”
“自己的器官啊……”
腦海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征詢瑞穗自己的意見呢?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和昌啊,”多津朗說道,“我把決定權交給你了。不管你怎么做,我都不會有怨言。我想,在這件事上,還是做父母的最有發言權吧。怎么樣?”
和昌做了個深呼吸,答道:“我明白了。”在打電話之前,他就模模糊糊地預感到,父親會給出這樣的答復。
“我想去見見小穗。明天可以嗎?還能見得到吧?”
“啊,明天應該還可以的。”
“那我就去看看她。不,這么說大概不合適了吧……總之,我會去一下。醫院在哪里?”
和昌說了醫院的名稱和地址。“你們決定明天的日程安排之后,就發郵件告訴我一聲。還有,要好好照顧薰子啊。”多津朗說完,就掛斷了電話。他不知道兒子和兒媳快要離婚了,還以為和昌租住的地方至少是個別墅呢。
和昌放下手機,抓起杯子喝了一口。酒味已經很淡了,他拿過酒瓶,又倒了些威士忌。
他回味著和多津朗之間的對話。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是“如果是自己的器官”這句話。
和昌再次拿起手機,輸入“腦死亡”、“器官捐獻”兩個關鍵詞,開始搜索。
很快,屏幕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報道。他挑著有可能相關的內容瀏覽。終于弄清了自己如此煩惱的原因。
根源在于器官移植法的修訂。過去,僅僅在患者有意愿捐獻器官時,將腦死亡認定為人的死亡;修訂后變為,當患者意識不明時,征得家屬同意亦可。這樣一來,就能適用于像瑞穗一樣的小孩子:他們對器官移植毫無概念,當然也不可能考慮過類似的事。實際上,這部法律的修訂等于解除了器官移植的年齡限制。
雖然圍繞腦死亡一直有爭議,但如果是本人的意愿,家屬也比較容易接受,可以理解為尊重死者的遺愿。但如果把做決定的責任推給家屬呢?
和昌越想越不知道該怎么辦,只好放下手機,站了起來。
他走出客廳,來到走廊上,停在樓梯下,側耳細聽。二樓沒有哭泣聲,也沒有說話聲。
他猶豫著上了樓,走到走廊盡頭的臥室門口,敲了敲門。但屋里沒有人應答。
該不會想不開尋了短見吧?不祥的預感急速膨脹。和昌推開門,里面一片漆黑,他按下墻上的開關。
但薰子不在房里。大床上并排擺著三只枕頭,大概平時都是母子三人睡在這里的吧。他忽然有了這種與當下毫無關聯的想法。
不在這里,會在哪里?和昌想了想,折返回去,打開雙扇門的其中一扇,點亮了燈。
這是一間八坪(注:約13.2平米)左右的西式房間。薰子背對著他坐在房間正中央,懷里抱著一只大大的泰迪熊。那是瑞穗三歲生日時,外祖父母送給她的。
“最近,”薰子的聲音沒有一絲起伏,“她總是一個人在這里玩。還說:媽媽,別進來。”
“……是嗎。”
和昌環顧室內。里面沒放什么家具,靠墻擺著兩個紙箱,塞滿了人偶、玩具樂器、積木之類。紙箱旁邊放著幾本繪本。
“我原想,等瑞穗上了小學,這個房間就給她學習用。”
和昌點點頭,走近窗邊,俯視著下面的庭院,想象著從院子里往上看,看見孩子們在窗里揮手的樣子。
“給你爸媽打電話了嗎?”
薰子“嗯”了一聲。“他們都哭得厲害。說,總也等不來我的電話,想著,多半是沒救了。媽媽一個勁兒地道歉,說對不起對不起,還想以死贖罪。”
想到岳母的心情,和昌的心更痛了。
“這樣啊……那么,關于捐獻器官的事,他們怎么說?”
一直把頭埋在泰迪熊里的薰子抬起頭來。
“說他們無法判斷,交給我了。”
和昌往墻上一靠,順勢滑到地上,盤腿坐下。“你那邊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