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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也有過開心的時光，但往往是我爸不在家時。記得有一年冬天，他去美國出差一個月。在那三十天的時間里，媽媽和我得以擺脫他那雙挑剔的眼睛，在房子和花園里自由自在地活動。那年12月，倫敦下起鵝毛大雪。整個花園都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白雪。我和媽媽堆了個雪人。不知是不是下意識的行為，反正我們把雪人堆得像我們那個不在家的主人：這個雪人大腹便便，我給它取名叫“老爸”，用兩塊黑色石子做眼睛，兩根彎彎的小樹枝做成眉毛，看起來還真有點像他。為了讓它更像他，我們給它戴上他的手套、帽子，并讓它拿上一把雨傘。接下來我們就用雪球拼命地砸它，并像調皮的小孩那樣咯咯直笑。

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風雪。媽媽上床時，我假裝睡著了。不久我就偷偷地溜進花園，站在紛紛揚揚的大雪中，伸出雙手捕捉飛舞的雪花，看著它們在我的指尖上消失。這讓我有點悲喜交加。似乎有幾句真理哽在我的喉頭，但我又不知如何表達；我的詞匯少得可憐，說出來的話像一張破網，根本抓不住我想表達的意思。在某種程度上，抓住逐漸消失的雪花，就像抓住幸福一樣；這種占有轉瞬即逝。它提醒我在這幢房子外面，還有一個世界：一個廣闊無垠、超乎想象的美麗世界，一個我當時還無法觸及的世界。這些年來，這些情景不斷在我的腦海中閃現。包裹在這些記憶外層的痛苦，使那短暫燃起的自由之光顯得倍加明亮。那是無際黑暗中的一點燈火。

我意識到，唯一能支撐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就是規避——不僅是身體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我必須離開這個家，遠走高飛。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全。十八歲那年，我獲得了上大學的必要成績，終于離開了薩里郡，離開了那幢監獄似的半獨立式住房——我認為自己獲得了自由。

其實我想錯了。

我當時并不明白，但為時已晚——我父親已經在我身上內在化，在我身上內向投射，深埋在我的潛意識中。即使我走到天涯海角，他始終與我如影隨形。他那個可惡、無情、暴怒的聲音始終陪伴著我——厲聲叫罵，說我是窩囊廢，不要臉，不成器。

我上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就遇上了寒冬。那些聲音變得讓人難受，令人麻痹，它們控制住了我。我嚇得渾身發軟，出不了門，參加不了任何社交活動，也交不了任何朋友。我真不如不要離開家。希望蕩然無存。我被打敗了，陷入了困境。我被逼到了絕境，無法解脫。

只有一種辦法可以一了百了。

我去了很多家藥房，買了一大堆撲熱息痛。為了不引起別人懷疑，我一次只買幾盒。其實我沒有必要這么擔心，因為根本沒有人在注意我。我覺得自己簡直成了隱形人。

我的房間很冷。我用凍得發麻的手指笨拙地打開包裝盒，強迫自己把那些發苦的藥片一片一片地吞咽下去。接著我爬上那張窄窄的、躺著很不舒服的小床，閉上眼睛，等待死神的到來。

可是死神始終沒有來。

我等來的是胃腸道燒灼般的絞痛。我彎腰吐起來，把膽汁和還沒溶解的藥片一起吐了出來，吐了自己一身。我躺在黑暗中，胃里火燒火燎，沒完沒了地痛。黑暗中，我逐漸意識到：

我不想死，至少現在不想，我還沒有活夠。

這個想法給了我一線希望，盡管很朦朧、很模糊，但它至少使我認識到，單槍匹馬是于事無補的：我需要幫助。

我找到了這樣的幫助，通過大學咨詢服務部。幫助我的人叫魯思，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她體態豐腴，滿頭白發，像個和藹可親的老祖母。她的臉上掛著同情的微笑——我相信這樣的微笑。起初她并沒有說很多的話，只是靜靜地聽我訴說。我談到自己的童年、家庭和父母。我發現，無論我談到多么痛苦的細節，我的內心都無動于衷。我與自己的情感是脫節的，就像一只與手腕斷開的手。我談了那些痛苦的記憶和自殺的沖動——但我沒有任何感覺。

然而，我會偶爾抬起頭看著魯思的臉。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她在聽我講述的時候，眼睛里卻含著淚水。這么說似乎很難讓人理解，但那些淚水不是她的。

那些淚水是我的。

我當時無法理解。但這就是心理治療。病人把自己無法承受的情感托付給他的治療醫生：她承受著他所有的恐懼，代他進行親身體驗，而后再慢慢地把她對這種體驗的感受反饋給他。魯思就是這樣把我的情感反饋給我的。

魯思與我的交往持續了好幾年。她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過她，我內化了一種與另一個人建立起的新型關系：建立在相互尊重、誠實與友善的基礎上——而不是基于相互指責、憤怒和暴力——的新型關系。我漸漸開始從內心對自己產生了不同的感覺——覺得我已經不那么空虛，不那么害怕，而且感受能力得到了提升。雖然內心那個可惡的聲音從未完全離開過，但我現在有魯思的聲音與之抗衡，而且我對它的關注也在逐漸減少。久而久之，我頭腦中那些聲音逐漸平息，有時甚至暫時消失。我會感覺很平靜——有時甚至很高興。

很明顯，心理治療拯救了我。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我的生活質量。這種談話治療方式，對于我的脫胎換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說，它定義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