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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是個性格隨和的好好小姐,實際上有長長的憎恨清單:恨早課,恨滿員電車,恨走路故意撞人的神經病,恨課堂上不懂裝懂的男同學,最近的天氣怎么忽冷忽熱,搞得人咳嗽,咽喉炎隔了半個月也沒好,真是太討厭了!
其實他很喜歡聽她說這些,因為雖然姑且算是大學在讀,但是他的學生時代注定沒法像其他人那樣專注學業,所以關于選課、績點、社團、競賽這些事情,他會聽她條分縷析地解說,臨末問她,那你之后分流的時候想好要選什么專業了嗎。
“我還不知道,但是如果有哪天想明白我想做什么了,一定會馬上告訴精市。”
在他們決定結婚的這年秋天,她告訴他她決定往外交官的方向努力,中文和法語的交流已經沒有問題了,當作二外在學習的德語有點難,但是她會好好兼顧,還要開始準備實習和外務省專門職員考試了。
看得出她的生活是有些忙亂,不過精力充沛,樂于出門,看展或者看電影都很好,或者在東京滿城市亂走,做一個游戲,隨機挑選一個地鐵站下車,在揀一條路一直往前走。宇賀神真弓說起這些的時候眼睛帶著流星般燃燒的熱情,他就在旁邊微笑挺著,兩個人一人拿著一杯熱咖啡,身后是漫天飛舞的銀杏葉。
“我很喜歡現在這種感覺,就像打開了一個很珍貴的匣子,然后被里面的寶物閃了一下眼睛。”某一刻她突然沒頭沒腦地突然這么說,可是幸村卻很能理解。那是一種真正長大的感覺,是成人的標志,決定權全交給自己,自由得無拘無束,飄飄然,近似失重。
他看著她熱忱的臉,感覺自己也感染了不可言說的快樂:“太好了,我真的替你感到開心。”
和她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是生命里陽光最好的日子。
書到這里注上一個轉折,是臨近大學畢業的那段時間,恬靜的晨曦里,真弓靠在床頭,忐忑不安地向他坦白了自己獲得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需要去往非洲一個叫做布蘭達尼亞的國家協助一個項目,可能需要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希望能推遲婚禮。沒人能理解她的選擇,畢竟在人們的印象中,那里局勢動蕩,瘧疾橫行,連飲用水都需要凈化。
周圍的朋友都來勸阻,甚至連真弓的父母都表達了強烈的反對,可是幸村只是點點頭表達了自己的了然:“這個機會聽上去真的很不錯,而且兩年的時間也不是很長,只要比賽日程允許我會去看你的,我不會讓我們長時間分離。真弓,決定好的事情就去做吧,其他的都不用擔心。”
……
“你就這樣讓她離開兩年的時間?真的考慮清楚了嗎?”真田的眉頭緊鎖,“你們的結婚計劃都是后話了,我更擔憂的是宇賀神的人身安全。那里的環境如此惡劣,安全根本無法保障。”
“道理我都懂,弦一郎,而且你要相信,我是那個最不希望她離開的人。”幸村的手指不自覺地握緊。他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任由記憶涌上心頭。他記得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自己當時心中的掙扎——那種想要緊緊握住她不放,卻又不愿扼殺她翅膀的矛盾感。
“可是,每次我要去很遠的地方參加比賽、甚至不得不錯過她的重要場合的時候,真弓一次、一次都沒有對我說過這樣不行,有時候連我都想發脾氣對她說,哪怕是抱怨我一句呢?和朋友罵我也好,不要對我這么好,對我提點要求吧,不要再包容我了。”
他低聲自語,聲音里帶著苦澀:“家人可以反對她,朋友可以擔心她,但是好像……全世界只有我沒有資格這樣做。”
“但是你現在已經不是在包容,是在縱容她做極其危險的事情。”
是,真田弦一郎說得字字在理,可是當下他一個字都聽不進去,腦海里都是清晨七八點真弓坐在梳妝臺前的畫面,她把一頭秀發攏起來,用深藍色的發圈束住它們,配著藏青色的職業套裝,對著鏡子抹上一點顏色并不那么鮮艷的口紅,無意間從鏡子里看見他,還會對他笑。
太想讓那樣的她愿望成真了,再怎么縱容都是不過分的。所以那段時間他簡直是強迫著自己配合著一切,直到看著她上了飛往布蘭達尼亞的班機。
他們的通訊史充滿曲折,剛開始還能視頻通話,只是時間和時長都無法穩定,某次因為一場特大暴風雨,該國大部分通訊設施都被摧毀。整整三周,他完全無法聯系上真弓,那段日子他度日如年,每天都在焦慮中醒來,直到收到她的再次聯絡。即使恢復了基本通訊,布蘭達尼亞的基礎設施仍然脆弱,經常出現斷電和網絡中斷。有時他們正在通話,畫面突然就黑了,留下幸村對著沉默的屏幕,心中滿是擔憂。
如果她去偏遠地區辦公,那里甚至不會有任何現代通訊設施,她只能靠手寫信和大家保持交流,每次都寫長長一篇,在這個即時通訊的時代,還用如此古典的方式也實屬罕見。但是他會小心地拆開每一封信,慢慢閱讀。
信里的真弓還是那樣理想主義,字里行間都在表達無論走到哪里總能遇到歧路,可神明大人撥動的指向標處也自有風景。會對自己的成就小小自得,偶爾也會發表強烈的不甘心。那片土地對她來說一切都是嶄新的,兩手空空,面前像是有一整個世界要打,她一個人磕磕絆絆,沒有巨人之肩的托舉,世界上也沒有向她俯首的天梯,沒有大獲全勝,也沒有萬里挑一,但一切都好,她都能克服。
可是只有這些是不夠的,真的不夠,不想再寄希望于心電感應了,必須親眼看到那個人才有意義,為此他做了一切準備。
首先是日本外務省的推薦信,需要證明他與外交官的關系,以及訪問的合理性。原本以為職業運動員的身份會讓過程簡化,沒想到反而更復雜。他記得那些繁瑣的問題:他與外交官的關系如何確立?有何證明文件?訪問目的是否包含任何商業或政治活動?他的職業是否可能引起安全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