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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年，薩班與其兩個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隨使者上路，一路上講經傳法，1246年八月到達涼州。此時，正值大蒙古國選舉大汗的忽里勒臺召開之際，闊端不在涼州。第二年一月，薩班一行才得以謁見闊端，他為闊端講經說法，治病禳災，很受器重。闊端說：“汝攜帶如此幼小之八思巴兄弟及侍從一起前來，是眷顧于我。汝以頭來歸順，他人以腳來歸順，汝系因我召請而來，他人則是因恐懼而來，此情吾豈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習吐蕃教法，可仍著八思巴學習之，著恰那多吉學習蒙古語言。若吾以世間法護持，汝以出世間法護持，釋迦牟尼之教法豈有不遍弘于海內者歟！”實際上，闊端在學習佛法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向薩班勸降。薩班受到的禮遇，使他確信依靠蒙古貴族將有利于薩迦派的發展。因而在這里薩班已經代表西藏各派勢力同蒙古貴族進行了談判，并決定西藏歸附蒙古。條件是蒙古國在西藏調查戶口，編造清冊。征收賦稅，任命達魯花赤；西藏各派僧俗人士，仍可繼續任職，從而確定了蒙古貴族依靠薩迦派控制西藏的方針5。

1251年，蒙古諸王、大臣的忽里勒臺選舉蒙哥為蒙古國大汗。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總漠南軍國事。薩班歸降蒙古的決定并沒有得到全體藏地上層人士的認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還沒有完全歸附，西藏的一些教派上層也在進行抵制。蒙哥一方面遣和里禱統吐蕃等處蒙古、漢軍，與兩淮、四川等處蒙古、漢軍，“皆前征進”。一方面利用薩迦派上層與闊端的關系繼續對各派上層進行勸降活動。

十一月，薩班死，八思巴繼為薩迦派教主。憲宗二年（1252），蒙哥下令在漢地、斡羅斯和吐蕃等地清查戶口。八思巴以薩迦派教主的身份寫信給西藏僧俗上層，一方面通報薩迦·班智達病逝的消息，一方面通報蒙哥即位和清查戶口的有關情況，并遣格西多吉周和松布等與清查使者同往，以便向吐蕃上層解釋詳情，避免驚懼，保證括戶順利進行。

在清查西藏戶口的基礎上蒙哥依照在其他征服地區的先例對西藏地區也實行了分封，將止貢劃歸自己、察巴分給忽必烈、迦薩分給闊端、噶瑪分給阿里不哥，旭烈兀則得到了帕竹派地區。

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夏，駐軍六盤山，遣使涼州迎請。

薩迦·班智達，八思巴與闊端子蒙哥都至六盤山會見忽必烈。忽必烈留下八思巴，與之結成施主和福田關系。這是八思巴與忽必烈的第一次會見，它對八思巴的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為薩迦派與元朝統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當時，忽必烈的軍營中已經有一些本封地的察巴噶舉派僧人。但是，他們知名度不高，影響不大。當時，南宋軍隊在邊界上堅壁清野，對忽必烈自臨洮進軍四川不利，他決定取道甘、青、川藏區，對南宋實行戰略包抄。為了順利地通過藏區，他需要一位威望高、影響大的藏族上層人士的協助。于是他邀請在涼州的薩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噶瑪噶舉派教主噶瑪拔希到軍營中會見。

八思巴大約在該年冬天至忽必烈軍營，向忽必烈介紹了西藏的歷史、宗教情況。在王妃察必的鼓勵下，忽必烈開始接受佛教。

憲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薩迦派的密法灌頂，在察必的支持調停下，與八思巴結成了施主與上師的關系6，而噶瑪拔希卻遲遲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時，八恩巴在涼州主持了其伯父薩迦·班智達靈塔開光儀式。當忽必烈自云南北返時，他再一次到軍營中會見其施主，并追隨忽必烈到達漢地。忽必烈對年輕的薩迦派教主八思巴遠道來投十分重視，“頒給八思巴一份稱為‘藏文詔書’（扎撒博益瑪）的文書，肯定八思巴作為他的宗教上師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擔任佛教的施主”7。

憲一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專區東部、昌都專區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帶地區），可能為迎請傳戒上師和宣諭藏文詔書。不久，又返回忽必烈營地，并見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帶回的佛牙舍利。

憲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獻《新年吉祥祝辭》，稱忽必烈為“尊勝人主”，祝愿他“勝于各方”8。至此，忽必烈與八思巴之間的特殊的宗教與政治關系正式確立。同年噶瑪拔希也曾晉見忽必烈，但他拒絕了忽必烈請他長期留在身邊的要求，并轉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后來，在阿里不哥與忽必烈爭奪汗位之際，他因涉嫌支持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懲罰，從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統治者發展本派勢力的機會，八思巴便成為忽必烈身邊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勢力的代表9。

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接受比丘戒，完成了成為一名正式佛教僧侶的全部儀式。然后又返回忽必烈營帳。

憲宗七年（1257），忽必烈與蒙哥兄弟間矛盾公開化，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權，不能參加對宋戰爭；阿蘭答兒、劉太平等開始檢查陜西、河南錢谷出入，忽必烈處境困難。為了趨吉避兇，忽必烈需要宗教保佑，二月，八思巴為他舉行了稱為“燒施”的宗教活動，三月，寫了《五天女贊》，為忽必烈禳災祈福10。夏季，八思巴朝拜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臺山，以一個佛教徒的眼光，寫詩贊頌五臺，在西藏佛教界影響甚大。冬，忽必烈親自朝見蒙哥，兄弟釋嫌，重歸于好，忽必烈處境改善，八思巴的地位也相應提高。

憲宗八年（1258）春夏之交，忽必烈受蒙哥之托，在開平主持釋道兩教關于《老子化胡經》真偽的辯論大會，除漢地儒生、道士、佛教僧人外，還有吐蕃、河西、大理等地僧人參加，八思巴也參加了這一“匯集了當時大半個中國的釋、道、儒三家精英的學術大會”。他以自己廣博的知識、雄辯的口才，向道士問難并使之辭窮，從而使佛教理論在這次辯論中戰勝了道教，道士十七人依約被罰削發為僧。這場辯論對忽必烈尊崇佛教無疑也產生了重大影響。自1254年到1260年，八思巴多數時間在忽必烈軍營或王府，從事佛教理論的研習修持，為忽必烈及其諸妃、諸子祈福禳災。當忽必烈自湖北返回燕京時，他也自開平到達那里。顯然，他也是忽必烈爭奪最高統治權的支持者之一。

中統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統釋教”。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獻上所創新字（八思巴蒙古文），七年（1270），忽必烈再次請求八思巴向他傳授灌頂時，改西夏王的玉印為帝師印，又封八思巴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創制文字，護持國政，五明班智達帝師”。

帝師是皇帝和皇室成員的老師和精神支柱，也是全國佛教僧人的領袖，位在諸王之上。帝師嗣位，要賜封詔玉印，宣諭天下；新君即位，要對帝師降詔褒獎；頒發給帝師的詔書為專用的“珠詔”，帝師至京師，用皇帝出行儀仗之半為前導，百官效迎。

帝師代表佛教保佑皇帝，為皇室作各種名目的佛事，如為皇帝和皇室成員祝延圣壽、禳災祛難、祈禱國泰民安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忽必烈個人而言，他即利用漢儒在漢地實行漢法，也利用藏傳佛教為鞏固其統治服務。忽必烈非常重視八思巴所創的蒙古新文字，新字一經進呈，他立即下詔在全國推行。新字是以藏文字母為基礎創制的一套拼寫符號，采用豎行自左至右的書寫方式，“它可以用來拼寫蒙古、漢、畏兀、藏等語言，所以實際上是供元朝統治下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它的創制可以說是在元朝統一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扣算統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嘗試，也是第一次用一套拼音字母來記寫漢語的嘗試。對元朝將眾多的民族統一為一個大帝國和消除或減少民族間語言文字上的隔閡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忽必烈與八思巴的歷史性會見和他們之間宗教、政治關系的確立對元朝的統治、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都具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注釋1《漢藏史集》，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參見（意）杜齊著，李有義、鄧銳齡譯《西藏中世紀史》，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學室，1980年（內部資料）；陳慶英《元朝在西藏地區設置的軍政機構》，戡《西藏研究））1992年第三期。但二者所論仍有不同，社齊氏認為1206年，成吉思汗曾將西藏作為征伐目標，西藏各方共同協議遣使無條件向成吉思汗投降；陳慶英認為：“成吉思汗西征時，蒙古軍到過拉達克一帶，在藏族地區中，阿里地區可能最早歸附蒙古，蒙古在該地設有都元帥。”

3多爾答進軍西藏，藏文史籍《青史》、《西藏王臣記》、《漢藏史集》、《新紅史》等都有記載。“木門人家”，即指藏族。

1253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由于察巴是忽必烈的封地，在他的軍營中，已有察巴派僧人，但他們都不太知名。

4《西藏王臣記》載，使者為大元長官垛達（多爾答）。他在《請示迎誰為宜的詳稟》中說：“在邊野的藏區，僧伽團體以甘丹派（噶當派——引者注）為大；善顧情面以達隆法王為智；榮譽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師為尊（枳空即止貢——引者注）；通曉佛法薩迦——班智達為精。”第五世達賴喇嘛著，郭和卿譯，民族出版社，1983年。

《薩迦世系史》載邀請薩班的詔書稱：

“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皇帝圣旨。

曉諭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貝桑布。朕為報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選擇之時選中汝薩班，故望汝不辭道路艱難前來。若是汝以年邁（而推辭），那么，往昔佛陀為眾生而舍身無數，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以汝所通曉之教法之誓言相違？吾今已將各地大權在握，如果汝指揮大軍（前來），傷害眾生，汝豈不懼乎？故今汝體念佛教和眾生，盡快前來！吾將令汝管理西方眾僧。

賞賜之物有：白銀五大升，鑲綴有六千三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硫磺色錦緞長坎肩，靴子，整幅花綢二匹，整幅彩緞二匹，五色錦緞二十匹等。著多爾斯袞和本覺達爾瑪二人赍迭。龍年八月三十日寫就。”

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5《薩迦世系史》載薩班給眾弟子的信中說：“（汗王）又曰：若能唯命是聽，則汝等地方及各部之部眾原有之官員俱可委任官職，對于由薩迦之金字使和銀字使召來彼等，任命為我之達魯花赤等官。為舉薦官員，汝等可派遣干練使者前來，將該處官員姓名、百姓數目、貢品數量繕寫三份。一份送來我處，一份存放薩迦，一份由各自長官收執。另需繪制一幅標明某處已歸降及某處未歸降之地圖，若不區分清楚，恐已降者受未降者之牽累，遭到毀滅。薩迦金字使者應與各地官員商議行事，除利益眾生之外，不可擅作成福。地方官員亦不得在不與薩迦金字使商議的情況下擅權作主。不經商議而擅自妄行是目無法度，若獲罪譴，我在此亦難求情，惟望汝等眾人同心協力。”

此外，尚有“對于金字使者好生迎送，殷勤服侍”、“此間對各地貴人及攜貢物而來者俱善禮待之”等等。

6《薩迦世系史》載，八思巴要求忽必烈“受灌頂后，上師坐上座”。忽必烈不肯。察必調解說：“聽法及人少時。上師可以坐上座。當王子、駙馬、官員、臣民聚會時，慈不能壓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于上師絕不下詔。其余大小事務因上師心慈，如誤為他人求情，恐不能鎮國，故上師不得講論及求情。”

7陳慶英《忽必烈繼位前的八思巴》，載《思想戰線》1988年第五期。

8參見陳慶英《八思巴致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辭探討》，載《甘肅民族研究》1986年第四期。

9《薩迦世系史》載，噶瑪拔希為忽必烈身邊的諸妃、大臣顯示神通，人們覺得“從眼前的神通法力來看，還是這位上師高一些”。王妃察必擔心八思巴的地位發生動搖，為了鞏固他的地位，察必要求八思巴也顯示一下自己的法力。于是八思巴作法，使自己的頭部和四肢顯現五部佛的形象，壓倒了噶瑪拔希。

10燒施，也譯為火祭或護摩，為佛教密宗以焚燒柏枝、酥油、糧食、花果等祭神祈求消災得福的一種宗教活動。

五天女“即吉祥壽仙女、翠顏仙女、貞惠仙女、冠詠仙女、施仁仙女，其實是喜馬拉雅山的五座高峰，……這五仙女分別為執掌人間福壽、預知、農田、財寶和畜牧之神。”參見陳慶英《忽必烈即位前的八思巴》。

參見《元史·釋老傳》、《薩迦世系史》、《元史·世祖紀》、《拔思發行狀》、《行狀》所載帝師封號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圣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載，“惟詔西番者，以粉書詔文于青繪。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至御寶處。則用珊瑚”。

《元史·世祖紀三》。

陳慶英《元代帝師制度及其歷任帝師），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一期，該文載忽必烈推行蒙古新字的詔書稱：“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兀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闕。于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于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爭憲宗七年（1257）蒙哥親征南宋時，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剝奪了忽必烈的兵權，并對他所管的河南、陜西民政、財政進行審查。在與忽必烈的矛盾暫告緩和后，迫于右翼統帥塔察兒軍失利，才又命忽必烈統右翼軍。九年（1259），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釣魚城下，蒙古國再一次出現了汗位空缺。此時，術赤、察合臺兀魯思同大蒙古國的離心傾向逐漸增強，窩闊臺后裔的力量嚴重削弱，未來的一場汗位爭奪戰將在拖雷諸子間展開。

釣魚圖拖雷正妻唆魯和帖尼在世的三個兒子以忽必烈為長，時正在征南宋東路軍中；旭烈兀為次，在征敘利亞、伊拉克軍中；幼子阿里不哥在都城和林。在蒙哥與忽必烈的矛盾沖突中，阿里不哥與蒙哥政見一致，因而蒙哥親征前，讓阿里不哥統率留下的軍隊和斡耳朵，把兀魯思交給了他，并把自己的一個兒子玉龍答失留在他那里。于是，在拖雷家族中便形成了以阿里不哥和忽必烈為首的兩派政治勢力，作為蒙哥在朝中的代表，在汗位的爭奪上阿里不哥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此時的忽必烈已羽翼豐滿，特別是他身邊聚集了一批具有豐富統治漢地經驗的儒臣，并得到了一部分握有兵權的以史天澤為代表的漢人世侯的支持，他們的支持也就意味著他還有以漢地財富為后盾的雄厚的經濟實力。儒臣們既已選定忽必烈為其政治代表，就一定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他參與這次最高統治權的爭奪，并給這次汗位之爭帶來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色彩。

蒙哥死訊傳來，漠北的阿里不哥和駐軍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都積極進行爭奪汗位的活動。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們以居守和林的優越地位，以監國和忽里勒臺召集者的身份，向四方遣使，發布敕令，要求諸王、那顏們到上斡難、怯綠連之地，為蒙哥舉哀發喪并參加忽里勒臺；命脫里赤為斷事官，行省事于燕京，按圖籍，號令諸道，并括漠南諸道兵；命阿蘭答兒乘傳調兵，渾都海出兵據關隴，劉太平、霍魯海（霍魯懷）辦集糧餉，圖謀秦蜀，以形成有利形勢，鉗制忽必烈。

九月，忽必烈自末哥（木哥、穆哥，拖雷第八子）所遣使者處得知蒙哥病逝的消息，堅持揮軍渡江，進圍鄂州；同時遣大將霸都魯（拔都突兒，木華黎孫）趨岳州，接應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哈臺。這時，宋將呂文德自重慶援鄂，宋軍城守益堅。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軍中，密報阿里不哥所為，要求忽必烈速回。忽必烈立即召集諸將，商討對策。郝經上《班師議》，建議“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于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降，彼（指阿里不哥）之奸謀逆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末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1。忽必烈采納了郝經的建議。恰值此時，南宋權臣賈似道因不敢與蒙古軍交鋒而遣幕客宋京前來約和，“愿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7。所提條件大大超出忽必烈的期望，于是忽必烈立即與賈似道約和。以霸都魯、兀良哈臺率部分軍隊留駐前線，自己與塔察兒、合丹、也松格等也軍北歸。

至南京（今河南開封），得到了阿里不哥謀取汗位的確切消息，他向阿里不哥派出了急使，要求他將所抽調的軍隊還給諸將，并準備好交通工具、糧食、武器，結束南征。同時，他又向駐在燕京的阿里不哥代表脫里赤和駐守鄂州的霸都魯遣使，要求脫里赤遣使前來，向他們表示了同阿里不哥間的誤會已經解除；令霸都魯立即撤軍，回到自己身邊，以增加自己的軍力。這年，忽必烈在燕京駐冬。

1260年夏，阿里不哥遣使要求各宗王前往參加忽里勒臺推選大汗，忽必烈身邊的宗王塔察兒、也松格（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兒的兒子）、納鄰合丹（小合丹，宗王）借故不赴。阿里不哥卻在部分宗王的擁戴下即位和林。他們中有哈剌旭烈（察合臺孫）的妻子兀魯忽乃，蒙哥的兒子阿速帶、玉龍答失。察合臺的孫子阿魯忽（察合臺第六子拜答兒之子），塔察兒的志兒子乃蠻臺、赤因帖木兒（只必帖木兒，窩闊臺次子闊端的兒子）之弟也速（只必帖木兒之兄也速不花，或只必帖木兒堂兄弟、窩闊臺第六子合丹之子也速兒），合丹（窩闊臺第六子）的兒子忽魯迷失和納臣、斡兒答（術赤長子）的兒子合剌察兒和別勒古臺的一個兒子，旭烈兀的兒子術木忽兒（主木忽兒、玉木忽兒）。那顏和將領中有蒙哥時期的大必閣赤孛魯合、蒙哥與阿里不哥的親信阿蘭答兒、脫里赤。駐守六盤山的大將渾都海、駐守成都的部屬密里火者（明里火者、密里霍者）和駐守東川的乞臺不花等也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向各方派出急使，宣稱自己已被推舉為大汗。

但是，他的即位沒有得到忽必烈支持者的認可，他們攔截了使者，并在開平召開了另一次忽里勒臺，參加者有東道諸王塔察兒、也松格、忽刺忽兒（哈赤溫孫）、爪都（別勒古臺孫），西道諸王也可合丹（大合丹，窩闊臺第六子）、阿只吉（察合臺之孫不里的兒子）等，那顏、將領則有木華黎國王的孫子霸都魯，速不臺的兒子兀良哈臺，弘吉刺部駙馬按陳，亦乞列恩部駙馬帖里該和右翼的全體那顏。忽必烈的支持者廉希憲利用塔察兒因兵敗遭蒙哥譴責的不滿情緒，游說塔察兒，利用塔察兒的影響和威望，提名推舉，這次忽里勒臺將大汗繼承權賦與了忽必烈。五月，忽必烈建元中統3。

為了南下與其兄爭奪天下，阿里不哥“分遣腹心，易置諸將”4，對漢地的軍事、行政都重新進行了部署，命劉太平、霍魯海行省事于關右，收關中諸處錢谷，控制關隴，接應川蜀。將軍隊指揮權交給親信阿蘭答兒，部署兵分兩路進取燕京。令渾都海仍駐六盤并與兩川諸將聯系；遣阿蘭答兒自和林趨涼州，與渾都海配合，意在收集蒙哥舊部，控制河西，占據關隴，東出山、陜，自西路進兵燕京；遣其子玉木忽兒和術赤子合剌察兒率領東路，出和林渡漠進犯開平、燕京。

針對阿里不哥的軍事、行政部署，忽必烈也采取了相應措施，他派八春、廉希憲、商挺為陜西四川等路宣撫使，粘合南合、張啟元為西京等處宣撫使，與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渾都海、霍魯海、劉太平爭奪陜西、四川，并阻止兩川支持阿里不哥的軍隊東進；派合丹、合必赤、汪良臣等增援八春；派也松格等為東路先鋒出兵阻擊玉木忽兒。同時，自燕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今內蒙古赤峰市寧城）運米至開平、撫州、凈州（內蒙古四子王旗）、魚兒泊（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達里諾爾），以備軍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