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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由即位后，偏袒察合臺之子也速蒙哥，奪去了哈剌旭烈兀對察合臺封地的統治權，也造成了察合臺家族的分裂。

拖雷的遺孀唆魯和帖尼卻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教子有方，維系了本家族的團結，贏得了各宗王的好感，爭取到了屬下將領、官員和屬民的支持與愛戴。拖雷死后，唆魯和帖尼掌管拖雷封地的事務和軍隊，她建立了嚴格的制度和核算措施，不允許屬下有任何違反札撒和傳統的行為；她不允許屬下官員對屬民非法征斂，從不趁汗位虛懸之機發放牌符和旨令，卻能依靠繼承的封地、財產、軍隊廣旋恩惠，收買人心；她信奉基督教，卻能優禮和照拂伊斯蘭教徒，因而她和她的兒子們能得到比較廣泛的支持和同情。當面臨又一次汗位爭奪時，她的家族就具有了一定的優勢。

拔都發出邀請后，唆魯和帖尼遣長子蒙哥率諸弟阿里不哥、歲哥都（唆亦哥禿）、木哥（末哥、穆哥）等前往。失烈門和窩闊臺的后妃們也從哈剌和林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貴由兒子們因駐地距拔都營地較近，便搶在諸王之前去會見拔都，但他們只停留一兩天，就借口薩滿預言不宜久留，不等人員齊集、大會召開，只留下帖木兒那顏為代表，便返回了自己的封地。1249年4月，蒙哥兄弟和東道諸王塔察兒（斡惕赤斤孫）、術赤系諸王和察合臺的孫子哈剌旭烈兀等，大將兀良哈臺、速你帶、也速不花等相繼到達，于是開始就汗位繼承問題進行協商。

會上，宗王及宗王代表間就汗位誰屬問題爭論激烈。拔都等術赤系諸王和拖雷系諸王屬意蒙哥；斡兀立海迷失、失烈門和察忽、腦忽的代表們主張從窩闊臺的子孫中選擇，卻不能舉出一個一致同意的人選，于是經過幾天爭吵，達成了一個初步協議：因為拔都是全體宗王們的長者，他的命令是大家務必遵行的，他所贊同的，宗王們無論如何也不違反2。這樣就把大汗繼承人的提名權交給了拔都。

由于拔都與拖雷家族一直存在著良好的、親密的關系，也由于蒙哥本人參加過數次征戰，并曾在長子西征中取得過活捉欽察部一個首領八赤蠻的輝煌戰績，特別是這次參加忽里勒臺，拔都第二次目睹了他的成熟和才干，于是在繼續舉行的討論中，拔都首建推舉蒙哥之議。這一提議理所當然地得到了術赤、拖雷兩系宗王的支持，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窩闊臺系諸王、后妃代表的反對。額勒只帶（又作宴只吉歹、按只，他可能是失烈門和窩闊臺的其他后妃自哈剌和林派去的代表）舉出當年與窩闊臺立下的誓言來反對拔都，他說：“你們曾全體一致決議并說道：直到那時，只要是從窩闊臺汗諸子出來的，哪怕是一塊臭肉，如果將它包上草，牛不會去吃那草，如果將它涂上油脂，狗不會瞧一眼那油脂，我們仍然要接受他為汗，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登上寶座。為什么你們另搞一套呢？”3定宗皇后海迷失的使者也說：“昔日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故在，而意欲他屬，將置之何地也？”4蒙哥之弟木哥和他的隨從札剌亦兒部人忙哥撒兒以脫列哥那破壞太宗遺命予以駁斥，木哥說：“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脫列忽乃（即脫列哥那）與汝輩為之，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也？”5忙哥撒兒則指責八剌說：“汝言誠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時，汝何不言也？八都罕（即拔都）固亦遵先帝遺言也。有異議者，吾請斬之。”6兀良哈臺也說：“蒙哥聰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議良是。”7于是大家宣誓效忠，共立蒙哥為汗，決定明年（1250）舉行即位典禮。

唆魯和帖尼開始向諸王派遣使者，分送禮物，邀請他們參加忽里勒臺。窩闊臺和貴由家族的一部分宗王、察合臺的兒子也速蒙哥和孫子不里拒絕參加典禮，不接受大會決議，他們多次遣使至拔都處，要求在窩闊臺的后裔中推一舉大汗繼承人。拔都認為決議是在宗王們同意的情況下通過的，如果擅自更改，就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況且主持一個如此廣大的國家，不是孩子們的能力所及的事；而立蒙哥為汗，也是充分考慮了窩闊臺子孫的利益的。因此，堅持已經做出的決議。在這樣的交涉和爭吵中，一年過去了。到了年底，蒙哥等再次向各方派出使者，邀請他們到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地區。他們派失烈門必闊赤至斡兀翊每迷失和忽察、腦忽處、派阿蘭答兒必閣赤至也速蒙哥處，要求他們同心協力，團結一致，與大家一起共同安排國事。腦忽、也速蒙哥等不得已，只好起程赴會，但他們有意拖延，以推遲和破壞由拔都、蒙哥主持的這次忽里勒臺。

古代風景畫鑒賞1251年6月，術赤后裔別兒哥、不花帖木兒（《元史·憲宗紀》作脫哈帖木兒），東道諸王拙赤合撒兒的兒子也苦、脫忽、也松格，合赤溫的兒子按只吉歹（《元史·憲宗紀》作按只帶），斡惕赤斤的孫子塔察兒，成吉思汗的異母弟別勒古臺及其諸子，察合臺的孫子哈剌旭烈兀等相繼到達，察合臺的兒子也速蒙哥和窩闊臺的后裔卻遲遲不到。別兒哥請求拔都，拔都派人回答說：“你擁立他登上寶位吧，那些背棄札撒的人都得掉腦袋。”8于是，由別兒哥主持，上述諸王、將領和拖雷系諸王一起舉行了蒙哥的即典禮，使他正式取得了大蒙古國第四任大汗的合法身份。儀式之后，是照例的宴飲慶賀。這時，窩闊臺的兒子合丹、滅里，孫子蒙哥都（闊端子）相繼趕到，并向蒙哥“行賀禮，執臣節”9。由于他們的到來，大會決定繼續等候遲到諸王，延期結束。但窩闊臺的子孫們卻正在策劃大蒙古國建立以來的第一次武裝奪權活動。

失烈門（闊出子）、腦忽（貴由子），忽禿黑（窩闊臺第四子哈剌察兒之子）結盟，以參加慶典為名，趕著無數載滿武器的大車，用宴飲的食物做偽裝，浩浩蕩蕩向蒙哥的大帳進發。這時，蒙哥的鷹夫康里人克薛杰丟失了一頭駱駝，在尋找駱駝的途中，他遇到了失烈門和腦忽的馬群，應一個看車兒童的請求，他幫助修理一輛損壞了的大車，無意中發現了車中裝載的武器。他設法了解了實情，并乘人不備，馳向蒙哥大帳，報告了所知的一切。于是蒙哥派遣其弟旭烈兀和老將忙哥撒兒領兵相迎，調查事情的真象，并采取行動制止他們的陰謀。失烈門等否認有謀逆行為，他們被送到了蒙哥處。蒙哥又派遣不憐吉歹領十萬兵駐守哈剌和林至別失八里一線的科布多、杭愛山一帶，以防察合臺兒子也速蒙哥（《元史·憲宗紀》作也速忙哥）、孫子不里和貴由的兒子忽察。

慶典結束后，蒙哥親自審問謀逆的宗王，命忙哥撤兒審訊策劃和參與這次謀逆活動的大臣。宗王失烈門、也速蒙哥、不里（又作孛里）、忽察（又作火者、和只）、腦忽（又作納忽）、也孫都哇（又作也孫脫、也孫脫阿）等分別被禁錮和貶謫；貴由后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門母合答失赤被處死，大臣合答曲憐、按只吉歹等七十七人被殺。

當由蒙哥即位引起的黃金家族間的斗爭平息后，蒙哥開始處理國事。他派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委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政事宜；以牙剌瓦赤、布智兒、賽典赤贍思丁等任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委另一弟旭烈兀征西域素丹（又作算端、唆里壇，即蘇丹）諸國，這是蒙古的第三次大規模西征。以納懷、塔刺海、麻速忽等任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以阿兒渾任阿姆河等處行尚書省事；下令籍漢地、斡羅斯、西藏等地戶口；追收貴由死后諸王濫發的牌符、令旨；限制諸王乘驛所用馬匹數量和索取超過規定的供應物品；規定了各地稅額，并禁止官員、吏員循私偏袒和收受賄賂。憲宗七年（1257），蒙哥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親率大軍征伐南宋。憲宗九年（1259）七月，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釣魚山軍中，在位九年。

注釋1顧姑，蒙古已婚婦女的一種頭飾（帽子）。參見本卷“黃金家族的興起”注釋。

2《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兒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紀》。

3《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二編《札剌亦兒部落》。

45《元史·憲宗紀》。

6《元史·忙哥撒兒傳》。

7《元史·憲宗紀》。

8《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兒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紀》。

9《世界征服者史》下冊，第三部分《七大州君主、賢明的皇帝蒙哥可汗登上汗國的寶座，他打開奴失兒汪的地毯，興復帝室的功業，制定君王的法規》。

第二十六章

忽必烈開府金蓮川忽必烈是拖雷正妻唆魯和帖尼的次子，元憲宗蒙哥的同母弟。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生。他同其他蒙古兒童一樣，自幼生長于鞍馬間。1224年，成吉思汗回軍途中，他與弟旭烈兀首次出獵，并分別射死一只兔子和一只山羊，成吉思汗非常高興，他按照蒙古人的習慣，親自為他們拭指1。1232年，其父拖雷死，他與諸兄弟在母親的培養下長大。拖雷是成吉思汗長后所生的幼子，并且死得蹊蹺，而唆魯和帖尼又能嚴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模范地遵守著成吉思汗的札撒，因而他的家族在宗親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贏得了較多的同情。

太宗窩闊臺分封漢地時，拖雷家族得到了真定府，于是這個家族同真定府便建立了密切的聯系。1242年（元太宗皇后乃馬真氏執政元年），燕京著名的禪學大師海云和尚被召至拖雷兀魯思，攜僧子聰（世祖朝的太保劉秉忠）同行。海云與子聰雖號僧人，實則皆精通儒學。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2。忽必烈向海云問佛法大要，后者對以“宜稽古審得失，舉賢措枉，以尊主庇民為務。佛法之要，孰大于此”？這分明是借談佛法之機，向蒙古貴族宣傳儒家的治國平天下理論。忽必烈對此也很感興趣，于是他進一步詢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則乘機建議他“求天下大賢磧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3。在與劉秉忠接觸后，忽必烈受到了更多儒家思想的熏陶，對此興趣更濃，所以當海云南歸時，劉秉忠被留在拖雷兀魯思數年。這期間，他的主張對忽必烈的影響逐漸深化，所以當他奔父喪南歸時，王府賜金百兩為葬具，遣使送往邢州，一俟服除，立即被再次召至和林。于是劉秉忠開始具體地系統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從典章、禮樂、法度，綱常等方面，全面地闡述了儒家的治國思想，并指出了當時存在的種種弊端和解決辦法。

忽必烈此時，云中懷仁人趙璧也因通曉蒙古語被召至蕃邸，以儒書教授蒙古學生，他“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后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圣賢修己治人之方”。他又澤《大學衍義》，時時于馬上為忽必烈講說4。

通過劉秉忠，趙璧的講解，忽必烈對中原歷代統治者的統治方法有了初步了解，他“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跡，聞唐文皇為秦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5。自甲辰（1244，太宗后乃馬真氏三年）始，他開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6。

通過劉秉忠、趙璧等的介紹、推薦，他開始留心中原事務和搜羅、召見中原人物。甲辰，金末狀元王鶚被召，并倍受尊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王鶚“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忽必烈開始萌生了以漢法治理國家的意圖，他對王鶚說：“我雖未能盡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7元定宗貴由二年（1247）；冀寧交城人張德輝、順德沙河人張文謙、通州潞縣人李德輝又分別被召。這時，忽必烈的問題就提得更為具體、更為深入和更有針對性了，重點集中在“延訪圣賢道德之奧，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他問張德輝：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或云遼以釋亡，金以儒亡，有諸？”“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設施者甚多，將若之何？”“農家勞作，何衣食之不贍？”“孔子廟食之禮何居？”“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并詢問解決辦法。張德輝對答則“詳明切直，多所開悟”8。于是奉旨興學，會生徒，行祀禮，重振文風。行前’又陳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等先務七事。

張文謙以“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箋奏，日見信任”9。李德輝也被留在王府教授諸王子。上述諸人除為忽必烈講解儒家治國思想外，還向他推薦了大批中原耆儒碩德。劉秉忠推薦張耕、劉肅、王恂等，張德輝也推薦了魏瑤、元好問、李冶、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磐、李濤等二十余人，李德輝推薦了既懂銅人針法又習伊洛之學的竇默。于是“弓旌之招，蒲輪所迓，耆儒碩德，奇才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致無虛月”10己酉（元定宗皇后海迷失執政元年，1249），召竇默，默既至，首以三綱五常為言，并強調偉王之學，貴正心誠意。當被問及“今之明治道者為誰時”，則以姚樞對。于是，第二年（海迷失二年，庚戌，1250），遣趙璧召姚樞。姚樞為營州柳城人，后遷居洛陽。太宗四年來歸，曾為燕京行臺郎中。因不滿于行臺長官牙剌瓦赤“惟事貨賂”和諸侯“競相掊克入媚”，辭官隱居輝州，潛心研究程朱理學。姚樞以忽必烈能“虛己受言，可大有為，乃盡其平生所學，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敘，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匯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大致為立省部、辟才行、舉隱遺、慎銓選、汰職員、班俸祿、定法律、審刑獄、設監司、明黜陟、閣征斂、簡驛傳、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肅軍政、周匱乏、恤鰥寡、布屯田、通漕運、倚債負、廣儲蓄、復常平、立平準、卻利便、杜告訐等。每項下又細陳實施辦法，“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忽必烈十分贊賞，遇事多征詢其意見，并令其教授世子真金經學。

同年，召邢州人馬亨、弘州順圣人魏瑤。瑤條陳便宜三十余事，舉名士六十余人。這樣，在憲宗蒙哥即位前，拖雷兀魯思已經搜羅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在他們的介紹和影響下，忽必烈對漢地情況有了較多的了解。依靠漢地人才、以漢法治理中原的想法也逐漸形成，對以儒治國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蒙哥即位后，在考慮國事安排時，將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交與他去處理，忽必烈遂離開漠北進駐漠南爪忽都（扎忽都，即金北邊部族居住地區）之地，開府于金蓮川（又名曷里滸川，地當今內蒙古正藍旗閃電河一灤河上游，以盛產金蓮花得名），作為大汗在漠南的最高軍政代表，開始其以漢法治理漢地的政治生涯，將其從儒臣那里學到和積累了數年的漢法逐漸付諸實踐。儒臣們則把個人的政治前途和致主澤民的理想寄托在忽必烈身上，以他們繼承和積累的兩千年來的封建統治經驗，盡心竭力地幫助、輔佐他，使他得以立足于蒙古統治者和漢地官民之間，避開了數次失位、喪權的危機，不以擴展實力和擴大影響。

“恩大有為于天下”的忽必烈開府漠南后，有了更多宴施政治抱負的機會，他更積極地向四方遣使，征聘名士，一時“宿儒俊造，賓接柄用”。辛亥（元憲宗元年，1251），征戊選女真進士趙良弼于趙州。

千子（憲宗二年，1252），張德輝與元好問北覲，建議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欣然接受，并采納他們的意見，蠲免儒戶兵賦。楊奐、郝經、徐世隆也于同年覲見。癸丑（憲宗三年，1253）召曹州濟陰人商挺，甲寅（憲宗四年，1254）召許衡于衛州。李俊民、李冶、王恂、程思廉、渤海人張礎、惠州人趙炳、成都人張惠等相繼被召。而早年降附蒙古的史氏、董氏諸子侄和楊惟忠、賈居貞、畏吾兒人廉希憲等與忽必烈的關系也十分密切。為實現其政治理想和抱負，忽必烈已經儲備了大批人才。

忽必烈受命“總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大宴屬下之際，姚樞向他建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欣然采納，請于蒙哥，獲準。

滅金后，自太宗晚年至乃馬真氏、定宗貴由執政時期，漢地管理十分混亂，官吏貪暴，差役繁重，百姓流亡。

太宗時，分邢州萬余戶為勛臣八答、啟昔禮食邑，而監領者不能安撫治理，“征求百出，民弗堪命”，百姓逃亡殆盡。辛亥（元憲宗蒙哥元年，1251），兩笞剌罕向王府申訴，劉秉忠、張文謙建議以劉肅、李簡同近侍脫脫前往，三人至郡，洗滌蠹弊，革去貪暴，流民復業，戶口大增。忽必烈親眼看到了儒臣的治績，從而“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牙剌瓦赤為燕京行省斷事冒，與不只兒等管理漢地財賦。他們不知安撫，草菅人命，民無以措手足。忽必烈“極知漢地不治”，卻不能進行干預和厘正。河南與宋境接，而“民無依持，差役急迫，流離者多，軍無紀律，暴掠平民”，加之邊無備御，南宋不時擾邊，“內地之民，多被殺虜”。壬子（憲宗二年，1252）忽必烈采納史天澤、姚樞的意見，請分河夕卜昕屬試治之，不令牙剌瓦赤有所鈐制，得到蒙哥允準。于是設屯田經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陳紀、楊果為參議。在西起鄧州，東到陳、毫之間，列障戍守。“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嚴懲貪官，整肅吏治。設屯田萬戶于鄧州，置屯田于唐、鄧，授以兵士、耕牛，敵至則御，敵去則耕。在衛州設都運司，轉粟于河，令民人粟，儲于沿河所設五倉，以解決軍糧供給。二三年內，河南大治。

其年夏，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劉秉忠、姚樞從行，樞以宋太祖時大將曹彬取南唐不妄殺人為諫。第二天，忽必烈對他說：“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第二年，師至大理城，姚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未曾妄殺一人，由此民得相完保。劉、姚勸諫之功不可沒。大理既下，留大將兀良哈臺戍守。以劉時中為宣撫使，與白蠻大姓段共同安輯。

癸丑（憲宗三年，2253），蒙哥大封局姓，允許忽必烈在河南汴京與陜西北京間自擇其一。他接受姚樞的建議，選擇關中。針對諸將在北京大治府第，以豪華相尚的現象，忽必烈分遣諸將戍守興元諸州。同時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食，立從宜府于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又立京兆宣撫司，先后以孛蘭、楊惟中、廉希憲為使，“京兆諸郡臂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布，戶雜羌戎，尤號難治”。他們“摧摘奸強，扶植貧弱”。嚴懲殘暴擾民者，關隴大治。立交鈔提舉司，印鈔以佐軍用。又以姚樞為勸農使，督勸農桑，許衡為提學使，興辦教育。

丙辰（憲宗六年，1256），忽必烈將改變在桓、撫間設帳而居的狀況，命劉秉忠相地筑城。秉忠選擇桓州東、灤水北的龍崗，與賈居貞等共同經營，三年告成，定名開平。開平介于游牧草地與漢地農業區之間，既便于同蒙古大汗所居的和林聯系，也便于控制中原，是溝通、聯系南北的理想之地。

開平的興建，是忽必烈用儒臣治理漢地初見成效和信心增強的結果。儒臣們牛刀小試，就使邢州、河南、陜西的面貌改觀，這本是蒙古國加強對漢地統治和治理的大好時機。正當忽必烈準備起用儒臣大展宏圖之際，卻遭到了來自蒙古貴族內部保守勢力的干擾和阻撓。

憲宗蒙哥雖有志于繼承和發展父祖的事業，但在靠軍事征伐取得東至高麗，西達西亞、東歐的廣闊地區后，他沒有準確地把握時機，適時地由軍事征伐轉向政治治理，卻一味堅持“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他即位后所發布的命令都是些針對一般性問題采取的治標辦法，沒有在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和深入了解各地區現狀的基礎上制定一系列鞏固統治的措施。而對蒙古貴族內部的矛盾斗爭及由此引起的各兀魯思的獨立傾向認識不足，沒有相應的對策，依然希望以大汗的身份坐鎮漠北，控制四方。在用人行政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窩闊臺時期的權宜措施。

忽必烈勢力的發展，聲望的提高，對蒙哥不無威脅。他依靠儒臣推行的漢法使習慣于任意勒索的蒙古、色目貴族受到了限制，侵犯了他們的利益。于是，忽必烈遭到了企圖保持現狀以維護既得利益的宗親和掌握漢地財賦大權的官員的反對。他們向大汗告發忽必烈，罪狀是“王府得中土心”，“王府諸臣多擅權為奸利事”。

古代風景畫鑒賞丁巳（憲宗七年，1257），蒙哥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權。當蒙哥親征南宋時，令塔察兒（斡惕赤斤之孫）領左翼軍，而以有“腳病”為名，不令忽必烈領兵出征。同時，遣親信阿蘭答兒為行省丞相，劉太平為參知政事，率囊家臺、脫因等到陜西、河南檢核財賦。他們在關中設鉤考局，用一百四十二項條款對河南經略司、陜西宣撫司大小官吏進行考校審查，聲稱除史天澤、劉黑馬外，其余諸人皆可不向大汗報告，不經批準直接由鉤考局定罪處治。他們“鉤校考索，不遺余力，又取諸路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訐，虐焰洶洶”，“恣為威酷，盛暑械人熾日中，頃刻即死”。僅陜西宣撫司死于威刑者就達二十余人。

此次獄訟是蒙古統治集團在治理漢地上兩種不同政見矛盾沖突的結果。所謂“王府得中土心”正是以漢法治漢地的結果；而“諸臣為奸利事”則是漢地諸臣選擇忽必烈為實現其政治抱負，甘心為其效勞的反映，他們在管理財賦中，為王府謀利侵犯大汗利益的現象是存在的，他們把本屬大汗的錢物送入王府，以增強王府的經濟實力。阿蘭答兒等人廣為羅織，目的則是打擊忽必烈的政治勢力，破壞他的改革計劃。如何保存實力，渡過這場危機，是忽必烈面臨的最大難題。作為藩王，忽必烈是無力與蒙哥對抗的，漢地儒臣一方面承受著大獄的壓力，一方面設法緩和矛盾，結束危機。

面臨殘酷的迫害，史天澤、廉希憲、趙璧等挺身而出，身任其咎，以避免更多的犧牲；姚樞則建議忽必烈晉見蒙哥，以解除他的疑慮。他說：“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府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這是個大膽的有風險的辦法。忽必烈采納了。兄弟相見之際，疑團自釋，蒙哥下令罷鉤考局。此時，正值塔察兒東路軍失利返回，于是忽必烈自請率軍南征，得到準許。

戊午（憲宗八年，1258）十一月，忽必烈自開平起行，第二年二月，抵邢州。以楊惟忠為江淮荊襄湖南北等路宣撫使，郝經為副從行。五月，于軍中征東平宋子貞、李昶，訪問得失。子貞對以“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昶上疏：“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為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忽必烈都表示接受。當忽必烈進至鄂州時，已得到蒙哥死于四川合川的消息。郝經遂上《班師議》，指出：“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李班）肱髀相依，在于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奸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忽必烈采納了他的意見，與南宋締結密約，于己未（1259）年底返回。

注釋1拭指為蒙古人的一種風俗，在小孩第一次出去打獵時，將肉或油脂抹在他們的大拇指上，預示成功。參見《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成吉思汗記》（六）。

2《元史·劉秉忠傳》；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劉文正公》，中華書局影印元刊本。

3程鉅夫《雪樓集》卷六《海云簡和尚塔碑》。

4《元史·趙璧傳》、《西巖集》卷一九《趙璧神道碑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