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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時，誠也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處處透著冷淡。我希望那只不過是我的錯覺，卻又確信那是真的。改變他的是一位女主唱。在演唱會上見到兩人站在一起的瞬間我就明白了，誠也注視著她的目光里蘊含著一種我從沒見過的熱烈。

如果只是出軌，我或許會像之前一樣視而不見，但是這次不同。誠也不僅被那個女孩的性格吸引，更被她的才華征服。他找到了無法與我分享的、層次更高的東西。

如今回頭再看，其實我那時要是能直白地嫉妒就好了。將不甘的情緒扔給誠也，大哭一場，哪怕被他厭煩地甩掉也沒關系。我應該那么做就好了。

但是我沒有。我仍然佯裝不知，繼續著沒有發覺誠也變心的表演。為此，藥物是必需的。神經不遲鈍下來的話，我就無法熬過去。

后來，誠也打來電話，說有重要的事情想找我談談。我嘴上回答“可以啊”，內心卻陷入了絕望。他應該是打算來跟我一刀兩斷的。

我對自己說：可不能搞得那么難看。如果不無理取鬧，而是展現出豁達的態度——分手雖然痛苦，但為了你的幸福我愿全身而退，誠也或許還能改變心意。當時的我做了這樣自我滿足的想象。

但是悲傷是抑制不住的。一想到從前那些快樂的日子可能會一去不復返，我就傷心欲絕，哭著從抽屜里拿出藥來，比平時多吞了一些。其實平時的藥量已經超出正常范圍了。

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識——似乎是這樣的。等我再次回過神來，已經躺在醫院的床上了。

對不起，能稍微讓我休息一會兒嗎？

我說到哪里了？啊，說到在醫院醒過來了。沒錯，我沒有任何記憶。自己為什么在這種地方，左臂上為什么纏著繃帶，我都一無所知。醫生和護士也沒有告訴我。

不一會兒，一對陌生男女走進病房。聽到他們自我介紹，我吃了一驚，竟然是警察。

女警察問我最后一次見到誠也是什么時候。我試圖回想，大腦卻一片混亂，怎么也想不起來。

女警察從包中拿出手機問我：“有這個的話，你能想起來嗎？”那是我的手機。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手機為什么在警察手里，就那樣接過來，首先確認郵件。最后收到的郵件是誠也發來的，說他有重要的事情想找我談談。于是我想起他確實要來我住的地方，為了平復情緒，我還服了藥。

然而，服藥后的記憶已經全部消失。無論我怎么回想，大腦中都是一片空白。

兩名警察面面相覷，一副為難的模樣。

女警察拿出照片問我：“你記得這個嗎？”照片上是一把尖利的廚刀。我不知道她為什么要給我看這種東西，于是回答說和我平時用的刀很像。結果她立刻拋出了一連串奇怪的問題，什么刀平時收在哪里啊，最后一次使用是什么時候啊。

我忍不住拜托他們告訴我發生了什么。

恰巧就在這時，病房的門開了，一個男人走了進來，將信封遞給女警察。女警察從里面抽出一張紙，用鄭重的語氣對我說：“長谷部奈央，對你的逮捕令已經下達。我們以涉嫌殺害大畑誠也的罪名逮捕你。”

對不起，請讓我再休息一會兒。另外……能給我一杯水嗎？

在警察局的審訊室里也好，在檢察官面前也好，我都只能說出同樣的事。我什么都不記得，只能不停地道歉。

父親請來的律師給我講了那天的情況。考慮到我的感受，律師的遣詞用句避重就輕，但是駭人的內容仍然足以讓我的心墜落到地獄最底層。聽著律師的講述，我一次又一次覺得頭暈眼花。

我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但事實就是如此。受到法律懲處是理所當然的，不如說我希望自己盡早受罰。死刑也無所謂，我甚至想立刻赴死。之所以沒能死，是因為拘留所和做鑒定的醫院都戒備森嚴。

因此，當得知判決結果是不予起訴、立即釋放時，我腦中一片空白，心里沒有任何喜悅，只有一連串的疑問在不停盤旋。

父母欣喜異常，但如何安排我今后的生活顯然困擾著他們。首先是離婚，目的在于改變我的姓氏。戶籍上跟隨母親，我正式的姓名就能變成澤崎奈央。

隨后，他們讓我住進神奈川縣的一家機構，是面向精神障礙者的集體康復中心。